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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人对湖西“肃托”事件中因受累被捕在酷刑下被逼承认参加“托派”而尚未遭到杀害的大批同志，均看成是“自首”、“变节”或“叛变”行为，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致使许多同志意见纷纷。
中央对此问题非常重视。
是年，山东及湖西的一部分同志到达延安，将湖西“肃托”的经过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全面了解了“肃托事件”的真相，明确了“肃托”的错误性质，于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纠正了山东分局以前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中的某些错误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善后处理办法。《决定》肯定了王须仁是暗害分子、党内异己分子。撤销王凤鸣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交由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因与“二王”搭伙成奸，以牺牲区党委这个集体来换取个人生存，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同时撤销其工作，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
中央责成山东分局根据《决定》精神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在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仓皇叛逃，投靠了大汉奸郝鹏举，改名杨步仁，当了汉奸团长，成了人民的败类。郝鹏举起义时，他不起义，后逃往台湾，这是后话。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
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法宪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王须仁有意想掌握部队，就在里边挑拨，与王宏鸣勾结起来。“肃托”引起局势紧张后，他们联名给区委书记白子明写信，要求把区委机关驻地从单县东移到串县北小王庄，说是与地委机关驻地金乡县谷亭镇靠近，以便控制局势。借着这个机会，王须仁和正宏鸣二人又打着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命令”的旗号，除白子明一人末动，我被软禁，其余所有区委委员都被逮捕起来。逮捕这些委员以后，*苏鲁豫区委会实际上已解体，他们未经向上级请示，还独自成立了什么苏鲁豫整顿委员会。
王须仁和王宏鸣以“整顿委员会”名义向鲁西南、津浦铁路南边各县和丰县一带下通知。通知这些县的脱产干部全部集中，各县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都来。集中后，分两种情况处理，一部分继续逮捕，另一部分办训练班，在训练班周围也派人站岗放哨，等于软禁。
由于牵扯到部队干部，连梁兴初也被逮捕起来了，从地方到部队，大部分干部都牵连上了，“肃托”扩大到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整个苏鲁豫区党政干部中，只剩下王须仁、王宏呜、白子明，其余部不是好人。事件扩大到这种地步，王须仁自己也有点害怕了，因为局势不好收拾，对上级也难以交待。这件事，通过几个渠道反映，终于让*山东分局知道了，一一五师也知道了。
*苏鲁豫区委委机关设在单县王寨，我在区党委任组织部长。王须仁是区委下属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可能是因为有个上下级垂直关系，暂时只把我软柴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刑讯。另外几个委员，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部长王荣（王文彬）．很快就破刑讯，遭受到各种刑具的折磨。
这些久经考验的中青年好干部，个个不屈不挠，言正辞严驳斥“莫须有”的罪名，最终都被杀害了。
我和一些同志被关押压在一起，大家议论，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应该尽快让上级知道。被关押中还有一个不是干部，是沛县刘邓店的一个小商贩，和我们认识的干部刘昭筹是同乡。于是，我们一边派人注视不要让站岗放哨的人知道，一边用铅笔写信给*山东分局报告实情，希望尽快派人来，否则还有更多的干部要遭到杀害。把信交给那个商贩时，我一再交待他：“你是个小商贩，审查清楚不是敌探很快就会放 的。”这个人放出后，他把那封密信带给了刘昭筹，刘昭筹及时把信上交了。事后知道，在得到这封信之前，*山东分局已经从别的渠道得到了信息。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部长郭子化、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得知湖西“肃托”事件以后，一同来到湖边地委机关住地金乡县谷亭镇，既是去参加“七大”路过，又是专门来共同解决问题。先是一律释放关押的区级干部，问清情况后，释放了县以下干部。罗荣桓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进行动员，说明他们是党中央委托来解决湖西问题的。并且肯定性质，指出“肃托”扩大化是严重错误的。他当众宣布了三件事。头一件，所有被逮捕关押的于部恢复名义，恢复工作。第二件，整顿组织，配齐班子，从各县县委到区委重新按排于部。第三件，把暗害分子王须仁、王宏鸣带回鲁西南审查。
以后，党中央又两次派人处理善后工作，凡被刑讯致死与枪杀的干部，一律恢复名誉，亲眷一律按烈士家属享受优抚待遇，并在单县南关设置烈士陵园。*中央在湖西“肃托”事件结案后中，指出王须仁等暗害分子。此人被押解到鲁西南审查后，自知罪孽深重，不久便自杀了。王宏鸣助纣为虐，深感罪责难免，在关押待审期间，只身外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档了伪军，后下落不明。也有人传闻，说他在战斗中被我军打死了。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在严重关头丧失党性原则，当时被开除党籍，免去了书记职务。后来又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76）
4、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初探
湖西“肃托事件”，虽是一个地方事件，但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震动全党的大案件。在“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我们约三百名干部、党员遭到杀害，给我党领导的湖西人民抗日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十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从根本上刹住了“肃托”主持者乱捕乱杀的罪恶活动，挽救了湖西地区的党和广大干部。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湖西“肃托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八至十一月间。这时，湖西地区称苏鲁豫边区， 党的领导机构为苏鲁豫区党委，在区党委下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单县中心县委、 沛县中心县委、肖宿永中心县委等，地处山东、 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地带，约二十余县。当时的形势，一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迅速发展，苏鲁豫边区群众的抗日斗争正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二是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正在抽调兵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是为巩固其对我徐州和津浦、陇海两线之占领，妄图摧毁我苏鲁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三是国民党由片面的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特别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苏北国民党专员更积极布置*，妄图把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挤出苏鲁豫边区。总之，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正在猛烈发展， 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交错、尖锐：复杂的局面（J但当时苏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者，缺乏经验，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处于心中无数的状态之中；对于形势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肃托事件”发生了。
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边干校发难的。 湖边地委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建设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干校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但实际上只是挂—名，干校的日常工作交由非党教员魏定远&；#8226；负责来干校学习的学员，大都是抗日爱国的
小知识分子。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中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思想易于浮动。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在临近毕业之际，在一部分学员中发生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㈠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议论。由于学校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竟没有发现这种思想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