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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给他们处理。杨得志赶紧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回电严词拒绝了二王的无理要求。不久，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而王凤鸣置若罔闻。事后，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作了汇报。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得知梁兴初等人被扣押，就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想抓彭明志。彭明志已知自己无法扭转这种险恶局面，只得设法脱身并打电报将情况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传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赶紧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以便向罗荣桓汇报，同时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肃托”还在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也被投进了牢房。他给牢房里的蒙难者带来了好消息：“罗政委要来了！”蒙难者们欣喜之余，急切地盼望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平原披上白衣，好像在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如火焚，率领干部、战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
罗荣桓带领一行人马赶到湖西四大队所在地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同时把自己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以调查事件真相。
王凤鸣走进罗荣桓的屋子，赶紧向罗荣桓敬礼，同时忐忑不安地观察对方反应。他发现罗荣桓没有向他还礼，罗荣桓皱着眉头，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
平时非常有耐心的罗荣桓，这时打断了王凤鸣那些漏洞百出的汇报，严厉地问：“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进一步追问。
王凤鸣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罗荣桓一阵连珠炮式的发问。
王凤鸣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梁兴初等人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处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终于瘫软在椅子上。
这时，进来一个警卫员：“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进门来的是一位个头细高、面容憔悴的汉子。他穿着灰旧的棉衣，袖子上的“八路”臂章已被扯掉。他就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牢房出来，因而对外面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见罗荣桓，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哭叫道：“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
罗荣桓赶紧搀扶梁兴初坐在椅子上，仔细察看了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接着问了梁兴初一些情况，勉励梁兴初振作精神，好好工作。
梁兴初走后不久，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被带去见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罗荣桓。罗荣桓询问了郭影秋一些情况后，决定立即释放他。郭影秋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影秋事后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个小时，我和李乾贞、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就被拉出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紧接着，罗荣桓还与张经武、郭洪涛等去牢房看望了李乾贞。李乾贞是最早建立湖西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他受了重刑，躺着不能动弹。罗荣桓亲切地安慰他之后，马上叫人把他抬到卫生队治疗。李乾贞被这突如其来的拯救，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像春潮冲破冰封，像光明突破黑夜，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
两天后，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大会。在会上，罗荣桓面对那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用手绢擦着眼泪，有人开始低声哭泣。
“现在，我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这哭声，是对党的感激，是对死者的哀痛，是对刽子手的控诉。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沉痛地指出，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工作，尽快挽回损失，推动党领导的山东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西“肃托”冤案被纠正后不久，凶手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则乘对他看管不严之机，逃跑投敌。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处分自己，并且在一一五师一次政工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3年冬天，罗荣桓与世长辞。郭影秋挥毫写下了四句悼诗：
沂蒙寇急震人心，亿万心连百战身。
昨日人经苏鲁皖，四山风雨哭将军。
6、关于湖西‘肃托事件（单县、鱼台、沛县等文史资料综合）
一、苏鲁豫边区的基本情况
湖酉地区是指微山南阳湖等南四湖以西地当时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为苏鲁豫区党委。所辖地区为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约二十个县。这个地区是华北与中原飞华东地区相连接的枢纽和咽喉要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开始后，我党在这个地区的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建立了一些零星的人民抗日武装，名称各异，分属以王文彬，郭影秋为领导徐西北特委和以白子明为首的鲁西南工委领导，尚无统一组织。
一九年五月，徐州失陷，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仓惶逃跑，我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人民武装，加强对这一地区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七八月间，将徐西北特委和鲁西南工委合并，组成为苏普豫特委｛亦称湖西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问时我党在运两个地区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也统—起来，组成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李贞乾为总队司令，郭影秋为总队政委，总队下有十三个大队。
这支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之后不久，就投入了对汉奸王献臣（人称歪鼻子）部队的战斗。王歪鼻子原系旧军伐的旅长，徐州沦陷后当了汉奸，背靠日寇向我人民义勇军进攻。正在这时我八路军——五师685团（一部）根据形势需要，组成苏鲁豫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湖西地区，一举在丰县北及单县东的崔庄、韩庄及汪楼等地把汉奸王歪鼻子的军队大部消灭，声威大震，人民群众喜气洋洋，称赞是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送米送面，送肉慰劳自己的子弟兵，广大抗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欢喜若狂，参军参政热火朝天，愿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流尽最后一滴血，载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初山东省委升格，建立*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苏鲁豫特委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改为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苏鲁豫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有：白子明为书记，郝中士为组织部长，马宵鹏为宣传部长，孙衷文为青年部长，陈筹为政
府工作部副部长，苏鲁豫区党委下辖湖边地委，肖宿永地委、鲁西南地委和单县中心地委、沛县中心地委、丰县直属县委等地区和单位。在这期间，由于各地游击队大部升级，参加主力部队，苏鲁豫支队迅速发展，编为四个大队（相当于团）分散活动。第一大队由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开赴苏北、铜山、睢宁一带活动，第二大队由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率领挺进陇海南路肖县、宿县、永城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支队付司令员梁兴祚（兼大队长），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率领，在湖西中心区配合区党委活动，苏鲁豫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打了不少胜仗。苏鲁豫边区局面打开了。随即在党领导下，开始建立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五、六月，湖西地委所属的鱼台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县政府，选举游击第二总队司令李贞乾为县长。正在这时，令人寒心的“肃托事件”发生了，破坏了苏鲁豫边区的大好形势，给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二“肃托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湖西肃托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康生一九三八年一月所
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帮》一文，在延安《解放》第二十九和三十期发表，不久这个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受此影响，在苏鲁豫边区发生“肃托事件”前后，在山东的其他地区，如临沂、郯城、泰山，胶东等地，都曾发生过‘托派”案件。对这些案件究竟如何评价，笔者没有调查研究，不敢妄加置词。但湖西“肃托事件”却是一个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冤案。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西地委发生的。
湖边地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内分军政队、*队和青年对，干校的负责人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实际是挂一个名，并没有管理干校的工作，干校的日常工作交由一个非党员魏定远负责。因此，干校内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薄弱，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思想易于浮动，在学员中组织有文艺团体，写文章，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志向，并经常向区党委出版的报纸《团结报》投稿。在“七七”事变两周年和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们给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朋友写信，谈论毕业后到何处工作的问题。这时，有一部分学员在议论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和单位工作的问题，由于干校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竟然没有人发现这种思想动向，当然也就谈不上及时教育和纠正了。结果这种思想和议论，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逐渐蔓延开来，特别是从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湖边工作，要回沛县去，说那里有新的共产党，也可以加入。同时又发现在学员中有“同乡会”的组织。学员中的这类现象，在当时情况下，并不奇怪。以为我们的党组织处于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