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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近来，国内一些地方的粮油价格出现上涨。上涨的幅度并不大，但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价格上涨，因此成为了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抛售储备粮，也就是增加市场供应量。这是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政府的这个措施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关部门对市场与价格的规律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不再动辄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了。政府已经意识到，即使想在市场中有所行动，最好的办法也是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交易者之一的角色行事，而不是试图压制自愿交易，人为控制市场。
古代中国（4）
当然，还是不要过早断言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以行政干预市场的打算。毕竟，粮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假如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时，是否会出现如限价令那样的反市场措施，还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依然广泛存在有民间舆论，要求政府在必要时推出价格限令。在许多人看来，假如一切正常，市场当然可以自发运作，但是，如果出现了如价格大幅上涨，供应紧张等局面，这时，不能把缓解局势的希望寄托在无法控制的市场自发运作上，这时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的人为措施，比如价格禁令，流通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发财致富可以靠市场，但是，基本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一般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这种认识也是一些人动不动强调市场局限性的心理基础之一。既然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必定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可是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普遍行为规律上的社会体制，并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压制和破坏，市场经济总是顽强地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通过交换来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最频繁进行的、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的人类行为。
中国历史上同样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不过，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中国的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充分发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汉、宋、明、清等朝代，中国同样有了颇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商人们甚至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但是，正史对商业颇为轻视，流传下来的史料并不丰富。
明朝时，市场经济和发达的贸易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让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流行开来。以往历史记录几乎只关注国家政治大事，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许多自然灾害都会导致粮食的歉收和供应的紧张。相比现在，粮食的供应不足在当时人心中引起的恐慌肯定要大得多。那么，明朝人准备在这时做什么？
著名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
显然，作者凌蒙初对政府“严示平价”，也就是价格限制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直接造成了“米不入境”，也就是没人运来外地的米缓解饥荒。
作者继续写道：
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看来，作者认为，政府只应该“静听民情”，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去增加供应，而不是去干预市场——“生事”。这时，粮价当然会上涨。粮价既贵，自然就会有贪利的商人，从外地运来粮食赚钱。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市场供应，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商人们虽然依靠紧张局势盈利，但他们的贩卖实际上正在每日每时地瓦解紧张局势。
那些囤积了粮食的人，假如政府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抗。道德家会发现大量的可供谴责的邪恶。但再多的谴责也不如放开价格效果好。只要放开价格，囤积者出售存粮，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自然会“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贵价动员起本地的囤积者和外来的商人共同为增加供应而努力。这种局势，除了让道德家无人可谴责而感到失望以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中国（5）
但道德家总是大有人在的。作者严厉地指出：
最是那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既闹了饥荒，“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便要禁止自发交易、限制最高价格。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尽可能把粮食留在本地，保证粮价不继续上涨。但一旦禁止交易、规定价格，就会有恶徒借执法之机“诈害”，敲诈百姓。而且，价格限制之下，家中存粮的人和贩卖粮食的商人，即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苦经营，去充当恶徒欺凌的对象？即使百姓愿意高价买粮，但因“俱怕败露受责受罚”，商人也大多不肯经营。于是，“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这时，道德家们也许也会谴责恶徒，认为经是好经，只不过被歪嘴的和尚念坏。酷吏甚至会动刀杀人，但最终结局只能是“救荒无奇策”。其实，经本来就是歪经。饥荒虽不是荒政造成的，但正是因为“腐儒”的荒政，饥荒才久久不能解决。“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不知有多少本来可以幸存的饥民，正是被“腐儒”们用基于愚蠢的一片好心送上九泉路的。
明朝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不明白的人还比比皆是。这种知识进步的缓慢状况很令人慨叹，但慨叹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更努力地去向当代的“腐儒”们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这种努力一定是长期而困难的，但这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国有土地是怎样私有化的
土地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深化改革的焦点问题。在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具体方式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时，回顾历史可能是有益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是成功的，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通过直接圈占的方式，拥有了大量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分给了旗人，作为他们生计的保障。清政府希望，这样一来，所有的满族人和他们的后代就可以永远无衣食之忧，永远安居乐业。
这些分给旗人的土地被称为旗田或旗地。旗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旗田的业主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旗人不可以卖出旗田。“无论旧圈自置，概不准售予民人”。清政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防止旗人因失去土地而生计无着。这就好像，政府为所有的旗人专门办了一个大工厂，工厂属于国有，其他人不得进入，而旗人永远都有在工厂中劳动并赚得收入的机会。
清政府的这种想法显然是太天真了。子孙后代的生计是不可能依靠祖宗的预先赐予就得到永久保障的。清政府这种做法，只能是把“八旗子弟”变成了游手好闲、不能自食其力之辈的代名词。况且，满族人原来在关外往往都从事游牧骑射，很多人并不擅长农耕。因此，分给他们的土地很难成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对这些旗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把土地转让出去。
古代中国（6）
从清代早期的康熙朝开始，旗人就大量地把旗田以各种手段转让给其他人。看到这种状况，清政府十分焦急，认为这样势必造成旗人的土地都被汉人占据，长此以往，满清的统治基础甚至都有可能而被动摇。为了解决国有土地流失的严重问题，清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不许买卖旗田的规定，多次重申有关禁令，并多次严厉查处有关案件，坚持国有土地不得私有化。但史书中类似的“查禁”“重申”“严办”越多，就说明实际上旗田转让的情况越严重。屡禁不止也就意味着愈演愈烈。
到了雍正朝，清政府决心彻底解决旗田转让问题，并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开始对旗田进行强制回赎。
强制回赎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转让旗田的时候，旗人和交易对方都知道政府明令禁止旗田买卖，所以往往并不采用出售购买的形式，而是采取典押的形式。典和卖的区别在于，如果是典，出让一方在理论上仍然保有赎回典押物——也就是旗田的权利，而如果是卖的话，在交易完成以后，自然就钱货两清了。当然，实际中，典押出去的旗田很少赎回。所谓典押其实就是买卖禁令下的一种变通办法。
但是清政府利用了典押有权赎回这一点，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强制回赎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国库出资，强行把典出的旗田收回，并重新分配给旗人，以保持原来国有土地的用途——保障旗人生计。
在回赎旗田时，清政府采用了各种办法，尽量压低回赎价格，所付赎金大都低于原价，甚至根本就不付赎金。雍正朝回赎旗田的法令规定：凡红契典卖的旗田，可全价回赎，而白契典卖的旗田，则仅付半价，或干脆一文不付，直接拿回了事。所谓红契，指的是经过官府验契、加盖红印的契约，白契则是指未经官府，完全由民间协商而达成的典卖契约。实际中白契的数量当然远远多于红契。
清政府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通过强制打击、损害土地接受者的利益，来制止旗田转让而造成的国有土地流失。清政府相信，假如人们看到政府强制赎回土地，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人愿意通过典让这种方式来获得旗人的土地了。
但是，和想要通过分配土地永保旗人生计一样，清政府这一次也搞错了。当初禁止旗田转让的法律规定，目的实际上是要禁止各种形式的旗田易主。也就是说，即使是旗人，也只有使用权，而不应该有任何通过转让获得利益的机会。就好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员工，可以一直拥有在企业中工作的权利，但没有任何合法的国有资产转让权。
对于旗人典让土地的行为，如果严格遵守原有的法律精神，清政府必须继续采取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的政策。清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回赎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