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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祸晋期间，阎锡山为了取信于袁，保住自己的权位，对袁世凯派来的打手金永采取了以屈求伸的韬晦策略。 公开场合丝毫不去得罪金永，而且在金永面前，假装无能，故意显示自己对权利不感兴趣，以使金永把他认作是庸碌无能之辈，容易对付，不足为虑，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了一些斗争。如他暗嘱平阳镇守使董崇仁与金永的警备队统领相对抗。董与金永均与袁世凯有旧，因而互相向袁攻讦对方等。对于金永滥捕滥杀革命党人，阎锡山表面上也不敢稍予反对，仅施暗里保护。据南桂馨回忆：“此时，正在赋闲的原督署军马处长杨彭龄，甚为金永所注意，岌岌可危。阎令我转杨，请他离省回鲁，并由阎助资五千两遣行，始免于难。” 又有一次，金永开了一个过去曾参加革命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30余人，让阎扣捕，交他审讯，阎于扣捕之前，密告了这些人，让他们先行逃走。阎锡山对于金永的威慑和监视，则采取忍让的态度。他对金永编练扩充警备队，明知是分他的军权，不仅取放任的态度，而且还对军事故作漠不关心之状，一切委托军政司司长黄国梁处理。阎锡山在部属向他请示军事问题时，照例的回答是“找绍斋（黄国梁的字）去”。 这样，久而久之在太原出现了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的怪现象。这就使金永认为阎锡山不过是无能之人。同时，阎锡山每谈到袁世凯时，总是恭顺备至，更使金永认为他是忠于袁世凯的，没有什么异心。阎锡山这种工于心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瞒哄了金永。阎锡山对于金永的横征暴敛，更是听之任之。因为金永这么做的后果，只能激起人民对他的不满和反抗，而这正中阎锡山的下怀。
阎锡山对金永采取的这种以屈求伸的策略，既得袁世凯的部分信任，牢牢掌握住了山西的军事大权；又使金永认为他平庸无奇，因而更为放肆妄为，使人们将所有怨恨均集中到金永的头上，以致在袁世凯一死，金永不得不马上逃离山西，从而为自己兼摄民政大权创造了“伸展”的条件。
二、媚袁固位 佯裁晋军
太原辛亥起义后，山西虽将原新军两标扩充为四标，但因抗击清军损失了大半。阎锡山北逃时，随他到绥远、包头的军队仅1000余人及吴禄贞余部数百人。他在组建起都督府后，即着手整编军队。他仿效日本的陆军建制，将这些七零八落的军队暂编为1个师，以孔庚任师长。这一个师的军队，大部驻省城太原，部分卫戍汾阳、平定及黄河沿岸。另在山西南部重镇临汾设晋南镇守使，辖步兵一个团；在北方重镇大同设晋北镇守使，辖步兵1个团；在潞泽辽沁上党地区也设镇守使，驻长治，辖步兵1个营。阎锡山通过这次整编军队，使山西军队趋于正规，既增强了战斗力，又便于掌握指挥。
在整编军队的同时，阎锡山为了让军事干部平时多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并储备军队干部，于1912年底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以阎锡山的老友赵戴文任所长。所内集中了整编军队剩余的军官100多人，分编成4个队。
另外，为防止下属军官尾大不掉，阎力主缩小他们的军权。师长孔庚在1913年率军征蒙后留驻包头。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同乡，为了造成私人势力，曾到北京多方活动，欲取得黎的支持，期安插自己的旧同事和同乡当军官。阎锡山认为孔庚有他意，开始逐步压缩孔的兵权。
通过上述活动，阎锡山在晋军中的地位逐渐巩固，按常理，晋军应呈发展趋向。但阎锡山为迎合袁世凯削除异己的心理，却在1914年开始主动要求裁减晋军。这实际上是把裁减军队作为保位的手段。
因为二次革命期间，阎锡山以“卫境防蒙”为名，增添的第12混成旅，立即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多种迹象表明，袁已多方提防晋省扩军。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袁世凯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极为嚣张。他在极力剪除非北洋系的南方各省都督之后，又开始削弱北洋系内部各将领的个人军权，以实现集权统治。善于观风使舵的阎锡山默察袁的心态，认为“削权”或迟或早要轮到自己头上，为了保住自己在山西的权位，他认为不如干脆公开来一次裁军，名义上将晋军完全归于陆军部直辖。
7月28日，阎锡山致袁世凯电，要求划晋绥为三驻兵区，以温寿泉、赵守钰、黄国梁为旅长。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钧鉴：迭奉电令，以全欧构兵，我国严守中立，凡保护外人，防揖乱党，至关重要，等因，锡山即密饬各军遵照办理在案。惟当多事之秋，军队统系，首贵分明，指挥方能敏活。查晋省南北长二千余里，以天然形势论，平阳以南，应为一驻兵区域。省垣为集中重地，合大同为一驻兵区域。包头为边防重镇，自应另划一驻兵区域。而第九师军队分扎包头、大同、河东等处，南北窎远，呼应不灵，调遣运输，尤需时日，且晋南毗连陕、豫，伏莽潜滋，须将骑、炮各队属之旅部，分驻河东、平阳、潞、泽等处，归晋南镇守使指挥调遣，诸多便利。省垣既设一混成旅，以所属之团营分防大同，亦足兼筹并顾。至包头现驻军队，全数足编为一混成旅，即归晋西镇守使管辖节制，以固边圉。锡山再四筹维，拟将晋军所编三混成旅，归陆军部直辖。并请饬由陆军部按照中央混成旅次序定名为第几混成旅，以明统系，仍由锡山督理一切。晋军区分三路，于地势既形便利，于军事亦极敏活。于原定预算一师半之经费，亦毫无出入。如蒙允准，所有现驻平阳步兵第十七旅及分驻河东、潞、泽之马、炮、辎、工各营、连改编为一混成旅，拟请以陆军中将温寿泉为旅长。现驻包头步兵十八旅及马、炮、辎、重、工程各营改编为一混成旅，拟请以陆军少将赵守钰为旅长。现驻省城之混成旅，拟请以陆军少将黄国梁为旅长。是否有当？伏侯钧裁。再包头现驻军队，即编为混成旅，仍归晋西镇守使管辖节制。该镇守使孔庚自无庸兼充第九师师长。现陕西改师长为镇守使，已奉命令，故拟援案办理。合并声明。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叩沁。
这次裁军，是想在统归陆军部直辖的名义下进行，实际上是要削减孔庚的兵权。
一月以后，阎锡山于9月1日又复电北京统率部，请求任黄国梁为驻省混成旅旅长，另二旅由晋南、晋西镇守使兼任。9月10日照准后，阎致电孔庚、董崇仁：“奉大元帅训令，现驻省垣之混成旅著改为陆军第十二混成旅，即任命黄国梁为该旅旅长。现驻包头等处之第九师改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任命孔庚兼充该旅旅长。现属晋南各军队改为陆军第十四混成旅，任命董崇仁兼充该旅旅长。”
据阎锡山回忆：
民国三、四年间（公历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
佯裁晋军，可以看作是阎锡山“临深履薄”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以后果然收到了效果——稍释袁对晋军的防范。
1915年，帝制运动的前夕，袁世凯又裁减山西第13、14两混成旅为独立团，并命北洋将领李炳之在山西另行招募一个旅，称第15旅，由李任旅长。此时，晋军进一步压减，阎锡山仅有军队一旅及二独立团，兵力总计不足7000人。而山西巡按使金永却有警备队11个营，势力足以制阎。袁鉴于阎锡山在二次革命中未公开与他对抗，山西又在北洋势力的包围之中，阎又主动裁减晋军，暂无反抗心机，故而虽随时提防，但始终没有罢黜阎锡山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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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虚与示忠
为了“附袁固位”，阎锡山曾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忠心。
1912年在国会议员选出之后，袁世凯有密令，嘱阎锡山“对山西议员有所联系，进而有所组织”，以便为袁所用，至少不能作出反袁的活动。阎认为这是面上的事，又是向袁虚与示忠的大事，所以相当重视。随即派邢殿元入京在山西议员中进行周旋。邢殿元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回国后又中了清朝宣统己酉末科拔贡，翌年朝考又以一等作了官员，很得山西籍清朝*李殿林的赏识，又作过咨议局秘书，可说是面面俱到的人物。以后，阎又派南桂馨赴京，协同邢殿元在议员中奔走，据南桂馨回忆：
阎又想到我和议员们的关系，较邢更深，或较邢更有办法，可惜被押不能回省，因电催中央迅速解决。赵倜之出马，我的释回，和这一事的关系也非浅显。所以在我回省十余日后，阎即派我入京，协同邢殿元奔走一切。
邢、南在京精心活动，思图逐步左右山西议员。他们经常与袁世凯派出的王揖唐、王印川洽谈，以便了解袁的心意，取得袁世凯的欢心。直到众议院选出汤化龙为议长，大事既毕，邢、南才返回太原。
尽管阎锡山对袁世凯的嘱托，相当重视，但狡诈的袁世凯，对参加过辛亥革命、组织过燕晋联军反对过自己的阎锡山总是放心不下。为了进行考察，于1913年公开传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电后，迫于袁的淫威，立即偕赵戴文、张树帜一同进京。阎对袁的传见，颇有三分怕惧，他曾对随从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要留心探问。”
袁世凯在传见时，果然声色俱厉，滔滔不绝，故意卖弄才智，不给对方回话的余地，先给了阎锡山一个下马威。据阎锡山后来回忆：
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我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余，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谈些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也不无可信之处。
其实，袁世凯锋芒毕露的目的，在于示明山西有自己的嫡系，什么情报也知晓，而且有足够的武力相镇慑，不怕你阎锡山反抗。
二次革命后，袁的打手金永已知晓，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因而处处加强对阎锡山的戒备，并积极扩充警备队以实力与阎抗衡。筹安会成立后，帝制运动已明朗化，金、阎之争更日益激烈，军民两署，每晚戒备森严，甚至相互放哨。面对太原城内，风声鹤唳，几近“草木皆兵”的情势，阎锡山甚为忧虑，觉得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为了在与金永的暗斗中能占上风，他觉得有向袁世凯虚与示忠的必要。于是派南桂馨入京，秘道赞成帝制之意。因为筹安会六君子半数是南桂馨留日时的朋友，而且，刘师培与阎锡山、南桂馨还有一层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南便不加推辞，衔命入京。
南桂馨此次入京，和孙毓筠、胡瑛均见了面，但主要是通过刘师培向袁疏通的。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903年在上海晤见章炳麟，赞成“光复”，撰《攘书》。1909年为清官端方收买，入幕府。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