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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何要尊重军人?阎认为“军人以己之死,求人之生,非处世事之至惨,非常情而所乐为。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然亦莫不好荣而恶辱”。“使荣其死而辱其生,甚至荣甚于生,辱甚于死,则好荣之心甚于好生,恶辱之心,甚于恶死”。“所谓所爱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世界列强各国治军,即溯源于此。”接着,他具体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说明尊重军人的作用。在对国家方面,他说:“兵之精神,国之魂也”,“人若无精神,便成了行尸走肉,即不成为人了,国无国魂,就衰弱危殆,成了病夫之国。”他进而认为,“国有名器,所以御世,朝有荣奖,所以酬功,如一孝子,一义士,一贞妇烈女,为何社会要褒扬崇敬,是因他有礼教风化,有益于世道人心。当兵是干城之选,以身报国,有死无二,其对国家的裨益,远较孝子义士烈女为大,那么国家对他褒扬而崇敬,不更应该隆重”?他大量列举了普法战争中普王亲抚伤兵,日本明治皇后太子妃亲为将士衣饭等事例后,断论说:“尊重军人就是尊重国魂,有能尊重国魂的国家人民,这个国家一定强盛。”在对社会方面,他主张养成如同日本一样热爱军人的社会风气,并提出“社会人心能否对军人崇敬,全以国家政治为转移,……上面尊重军人,下面自然习为风气了。”
5。强调军心对战胜的作用,他认为,战胜在乎物质和精神,这决不是过分“偏重于精神”,他说,“拿破仑论战,以四分之三,在乎军心,军心就是精神。精神如冶金,克虏伯之葡萄钢,世界称美,它可贵之处,就是熔铸时瞬息之妙的一点,军队也是如此,同一器械,同一训练,而有优劣之分者,就在精神上的一点。日俄战争时,精神的价值,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实可作为殷鉴:俄国自大彼得帝以来,以万乘之尊,杂伍佣卒,游学欧洲,力学制造,回国后,改行征兵,制造船械,雄踞欧亚两洲。它的军学、军制、军器,皆卓然可观,惟是它的精神,不及日本远甚,临上战场,意志不坚,战士不以战胜为志,且不以为敌俘为耻,故一战而大败于日本。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并非它们武器与战法都比俄国优良,而它们战志与精神,实超过俄国多倍也。日本明治维新,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齐头并进,战端开始,它的有形物质,且远不及俄国,惟是其无形的武士道精神,上下一贯,气贯长虹之概,实在可以压倒了俄军,使俄军闻之丧胆。”
从上述阎锡山《军国主义谭》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阎锡山上呈此件的目的,是为了让袁世凯学习后起国家德国和日本的“立宪”和“军国”强国之道,使中国在列强爪分世界的狂潮中避免亡国的惨状。
军国主义起源于德国,又兴起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后,迅速由一个侯藩割据、几被瓜分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强国,以后又靠军国强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与其说类似受制于列强的德国,不如说更像半封建制的日本。因此,当时国人主张学习日本政治军事者,有相当的市场。这对曾留学日本,亲眼目睹日本飞速崛起,并大声疾呼“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阎锡山来说,势必要以中国去同日本比照,势必想要中国学习日本的长处,个中救亡图存的心理因素,还是主要的。为此似乎不应该把阎锡山主张军国强国简单地冠以“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之类的帽子,加以完全否定。再者,军国主义者的本质劣性是疯狂对外扩张侵略,阎锡山虽倡“军国主义”,但反复强调的是“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这是与德日军国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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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1)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者。1914年1月,他正式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袁世凯又公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服务的《*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另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袁记约法,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几乎与封建皇帝相等的专制权力,而且使袁世凯取得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的法律依据。根据袁记约法,袁世凯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作为御用立法工具。12月,他操纵“参政院”搞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他获得了当终身总统、指定总统候选人的法定权力。
面对袁世凯的*行径,国内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束手无策。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东渡以来,日夕苦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竞辛亥之功”。 他在日本聚集部分同志,决定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建立,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在日本的原国民党员千余人中,只有300余人加入,其中最积极者是陈其美等人。陈其美很活跃,工作很积极,同年9月奉孙中山指示为革命到南洋筹款,12月回国策动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乔义生秘密通知阎锡山“虚与委蛇,暂勿轻动,俟南军渡过黄河,再行出师接应”, 并告以和回国策应革命的陈其美加强联系。
据阎锡山回忆:
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特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于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1915年,袁世凯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起个人专制*体制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加紧复辟帝制活动。8月,他通过其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文章,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并授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他通过北洋将领联电拥护帝制,又通过各地的爪牙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伪造民意,强令人们拥戴他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位。次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他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上“洪宪皇帝”的金銮宝殿。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发表檄文讨袁,并通过“中华革命党”,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举行武装反袁斗争。一向主张立宪的梁启超、蔡锷等人也秘密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2)
当全国反袁力量逐步汇集成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国运动”时,阎锡山为了隐蔽自己,作出了各种拥袁称帝的表示:
1915年9月3日,他秘密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君主国体。电文如下:
大总统钧鉴:……近自筹安会讨论君主国体问题,全国一致,极表赞同,公民请愿,望治甚殷。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采取德、日两国君主立宪法,不足以立国而救亡。如徒慕共和虚名,既无美、法国民之程度,将不免墨、葡纷争之惨剧,虚名已不可得,实祸且将立至。当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幸赖我大总统德威远播,内乱削平,邻交敦睦,外人翕服,乃得维持治安,以至于今。如渡河中流,已脱惊涛骇浪之险,而尚未诞登彼岸。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其关系中国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总统为四万万人所托命,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且近闻有人建议,阻挠反对筹安会之讨论,或且以复辟之说相抵制,不知改定君主,乃内审国情,外窥国势,出于全国人心爱戴之至诚。非君主不足以救中国,非天纵英辟,为全国军人所推戴大有为之君主,不足以救中国,此系国家主义所驱迫,不能参以君臣旧说之空谈。故君主问题与复辟之说,绝不相容。且前清因怵于革命,举天下以让之民国。民国成立,于前清已断绝关系,今民国以鉴于列强趋势,国民请愿,由*而移之君主,天与人归,各当其时,于前清更毫无关系,尚复何言。如因一二浮议,破坏君主立宪国体,徒使怀挟私见之庸臣,及幸灾乐祸之乱党,自幸其得计,而违拂民意,陷于危亡,谁复肯为国家出力。惟有恳乞我大总统力予主持,早定国是,不拘于迂儒旧说之谬,致扰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锡山忝列军人,苟利于国,险不避,誓当竭忠报国,以仰副我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谨冒昧以请,伏乞鉴纳,不胜惶恐迫切之至。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谨密呈江印。
9月4日,由热衷于帝制运动的段芝贵领衔的北洋系14省将军联合拥袁称帝的密电中,列有阎锡山的名衔,阎知后非但不表反对,反而于9月16日,电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以急切而渴望的语气,极尽虚构奉承之词,表示企望“参政院”早日议决实行君主宪政。其电文如下: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钧鉴:近闻各省公民,以君主立宪,联名请愿,于君主*之利害得失,尽情上陈,钧院固已详细审查,洞若观火,思有确定国是,以慰国民望治之殷,其不能不畅思深虑,出以审慎周详者,正欲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策耳。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议决,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慨自辛亥革命,尝以共和为过渡手续,内乱削平,荏苒四载,政谈纷歧,国民惶骇,自由为厉,有目共睹,而况葡萄(牙)、墨西哥覆辙,殷鉴不远,欲弭内乱,惟有改弦而更张之。审之国是,察之民情,考之历史之沿袭,方舆之博大,种族之繁庶,非大有为之君,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施以统一之政治,励精图治数十年,不足以振国是而救危亡。即证之国际之趋势,欧战发生,公理显无足恃,欲维持国际之和平,必须有上等之势力。吾国苟不足自立,将为东西不和平之导线。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定君主宪政,断不能收上下一致精神贯彻之效。富强如英,经数次战争,犹深感畴昔自由主义之困难,而趋向于军国政策。我以积弱之国,急起直追,惟日不足,如果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