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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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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次战争,犹深感畴昔自由主义之困难,而趋向于军国政策。我以积弱之国,急起直追,惟日不足,如果能与列强势力相剂,而趋于均等,则国际和平之维持,乃有确实之保证,非厉行军国主义,果有何术以致此。而以共和总统制,厉行军国主义,与以君主立宪制,厉行军国主义,试以德、法、日、美各先进国为比例,果孰得而孰失?盖共和之精神,与军国民之精神,固已绝不相容,而德、日之发奋为雄,岂非以君宪而厉行军国主义之效!此非谓假名君宪之足以强国,必君宪而后能厉行军国主义,以图自存,亦即以维持东亚之和平也;且治国之要,顺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安,背多数人民所趋向而措之则危。 。 想看书来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3)
今者,公民请愿,如云斯集,朝野上下,一致赞同。书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所谓天与人归,今其时乎!如蒙竟然主张君宪,则长治久安之策,莫大于是。倘国本一时未能决定,一切政治,均已停滞而不能进行,甚非国家之福。忧心如焚,莫知所措,惟有恳乞钧院,审各省公民请愿书,迅予表决,救国救民,利赖实深。锡山忝列军人,罔识法理,越俎言事,亦自知罪,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心所谓危,难安缄默,冒昧渎陈,惟乞垂察。同武将军阎锡山铣。
  为了不使袁世凯怀疑他赞同实行帝制的“诚心”,阎锡山在亲电袁世凯表示拥其称帝的同时,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各处商号票号,甚至指使其父亲阎书堂以山西“公民”的名义,分电袁世凯政府,请求早废共和,速立君宪。
  袁世凯承认帝位后,于1915年12月21日策封要员。冯国璋等封为一等公,唐继尧、阎锡山等因劝进有功,被封为一等侯。对此,阎固然不会引为荣耀,但也未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正值河边村阎府一座二层小楼刚刚完工,村民建议取名“得一楼”,阎未反对。
  在袁世凯热衷于帝制自为时,西南地区正酝酿着一股倒袁势力,主要领导人就是曾任滇督、一度受袁世凯赏识的蔡锷。阎锡山与蔡锷本是留日旧友,二次革命时表面态度也颇一致。蔡锷1913年底被调离云南赴京时,即察觉到袁世凯将有异图,于是约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百里)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用以联络知音,对付非常事件。此时,阎锡山曾派李敏之(名敏,云南人,与阎日本同学)赴京与蔡锷秘密联系,“数度往来京并”。 1915年秋冬蔡锷与梁启超等密商潜返云南前,曾以壁间所悬“雅量风清兼月白,高情涧碧与山红”之带框湘绣对联 ,托李敏之携赠阎锡山,暗示将要离京出走。
  这些说明,阎锡山与蔡锷二人确实情谊匪浅。但当蔡锷回到云南,统一了云南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战争时,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并显示出对袁世凯“忠心”不二,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护国讨袁。12月29日,阎锡山致电北京政事堂,不仅再次表示自己赞同帝制,而且对参与发起护国战争的唐继尧等人大肆诟骂,批评他们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应立即出兵讨“逆”。电文内容大致为:“……自闻滇事发生,迭径吁恳皇帝明发谕旨,遣师讨逆各在案。查阅该逆等通电,措词狂悖,实属叛迹昭彰。此次改定国体,统以法定手续,以正大之机关,征真确之民意,全国一致…可知国民厌弃共和…盖*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戴在约法,中外咸知,故国*张君宪,虽元首不能不勉从民意。迨至万姓拥戴,责以大义,我皇帝犹谦德不居,复径国民代表再三吁恳,乃始俯顺舆情,允主中夏,虽欲诿避,无以自解。唐继尧等逆,前通电各省,以非帝制不能救国为言辞,复迭次劝进,主张甚力。今乃忽翻前议,谋害国家。该逆等叛谋昭著,与云南全体人民赞成君宪,推戴圣主之意,大相违反,诬蔑元首,不忠;反复无常,不义;拥兵作乱,陷害生民,不仁;去顺效逆,谋覆主国,不智。似此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于官为叛,于民为匪,总其通电之词意,全属乱党之行为,非受迫协,失其自由,即与通谋,甘为祸首。设该逆等,意存割据,暗借外援,是自启分裂,以速灭亡。滇省人民,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患何堪设想?拟恳皇帝乾纲独断,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俾中外人等,咸知该逆等,不惟云南之罪人,实为国民之公敌,万不能因二三叛臣,致碍帝制。一面仍乞迅派劲旅,以苏民困而遏乱萌……”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4)
时序进入1916年(洪宪元年),袁世凯矫情不登皇帝大位。1月8日,阎锡山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等来电,请联名或各自发电促请袁世凯早登大位。为虚与迎奉,阎便于次日单独上电袁世凯,表示山西军民对于君主政体极为拥护,对云南护国起义敌忾同仇,请袁勿以滇乱为意,应早日登位:
  臣伏思陛下首出庶物,天泽之分已定,只以即位大典未行,人民悬望,呼吁出于至诚。即亦曾以早登大宝,屡渎圣德,均属情不自已。至于滇逆小丑,势力穷绌,天讨所至,立见消除。此等二三反徒,无关大局。巨受恩深重,督晋已久,地方情形,知之素悉。默察境内人心,安谧如常,边外防务虽重,经调遣劲旅、扼要分驻,足资策应。所有保卫地方之责,谨当督率所部,完全担任,决不至稍有意外,上劳宸廑,伏乞皇帝早日登极,以慰率土归依之愿……
  然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群起反对,就是北洋系营垒内部也酝酿着反袁力量。北洋系的二大将领段祺瑞与冯国璋,本想继任大总统职位,但袁世凯称帝势必割断了他们继续升徙的前途。他们因对袁的称帝阴谋不满,而与袁的关系日益疏远。在袁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另外,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其他“军政名官”也都与袁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系集团已分崩离析。1915年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8日,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3月22日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22日袁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自己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北方政局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为之一变,阎锡山对政体的态度也随着发生变化,但在对待袁世凯上,仍相当谨慎。他对袁世凯撤销帝制表示欢迎,却又默认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权位。3月27日,他在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及参谋总长段祺瑞时,就表示:“滇黔事起,日寻干戈,现在国势承积弱之余,强邻逼处,风雨飘摇,同室操戈,陆沉可忧。我大总统以国家为重,息事宁人,不惜颁令罪已,撤销原案,天下为公,人神共谅。诸公慨念时艰,联袂出山,力顾大局,以慰苍生,闻令之下,薄海同钦,陆将军既愿任劝告滇黔诸人,定当幡然悔悟,消弭战祸,不烦甲兵。至于保境辑民之责,锡山更当力为担任,用抒廑念也。”由此电文可以看出,即使在帝制取消后,慑于袁的威力,阎锡山仍对袁百般献媚。
  然而此时,袁世凯的在位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时政焦点,也是南北和谈争执的焦点。5月8日,各倒袁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这些充分说明南方军政府是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坚持袁必须退位的。而北方则以冯国璋等为代表主张仍保留袁的总统名位。如4月17日,冯国璋和张勋就提出“调和时局,承认袁仍为大总统”的主张。4月25日,冯国璋又通电北方各省,主张先议定解决时局办法,作为南北和议的依据,于是便有北方未独立各省代表23人参加的南京会议。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5)
南京会议名义上是在讨论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政局,实际上则是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发起的为发展自己的第三势力的动员会,然张勋、倪嗣冲又各有异图(一个阴谋复辟;一个致力于匡复洪宪王朝),所以会议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扼守江苏的冯国璋,在洪宪帝制时期的角色,与二次革命时期的黎元洪颇为类似,都具有关键性地位。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有助于袁制胜国民党;冯国璋消极反袁,则促成帝制失败。最初,护国军曾经运动冯国璋起兵讨袁,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冯拥有雄厚的兵力,权倾一时。
  阎锡山是很注重实力的。他看到,冯国璋实力雄厚,于是在来往举止上均顺冯而行。当他接获冯、张4月17日发出以“拥袁”为条件的调停时局办法后,即于4月20日复电,表示赞同:
  巧电敬悉。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画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段、黎、王、蔡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阎锡山。
  在南京会议尚处筹备时,阎锡山于5月10日复电冯、张等,同意派遣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初,与会代表多数主张袁世凯退位,但是坚决拥袁的倪嗣冲,竟然亲率卫队赴南京示威,致使主袁退位的言论立趋弱萎。在第二次会议(19日)上,崔廷献代表阎锡山,向与会者说明山西对时局问题所遵行的原则是:一、保持地方治安;二、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 会议进行时,由于三巨头冯、张、倪在袁退位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于24日通电未独立各省,请就是否“降顺南省,斥逐元首”与“固结团体,挽留元首”两种立场,择一表态。阎锡山见此电文后于25日复电,表示“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拘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 就在南北双方各省为袁世凯在位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袁世凯因焦劳羞愤,已病入膏肓,及至听说川湘独立,更怒不可遏,加重病情,遂在6月6日死去。在位问题终获自然解决。
  从袁世凯酝酿帝制,到帝制自为,再到撤销帝制,复到饮骂死去的近一年时间里,阎锡山基本采取了肆允的态度。那么他为何采取如是态度?阎在《早年*》中以“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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