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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求人民抛却私心，洗心革面，做一个新人。阎锡山说，“私心为人类之蟊贼，非洗净不可。” 私心人皆有之，那么，人人都必须“洗心”，以成为一个全新的有用之人。
二、“救国必先救人心”。孟子云，“教人以善为之忠”。“要挽回向亡国路上走的人，使其向爱国强路上走。即是使人人好，家家好；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 “洗心”就是要“教人以善”，从而使人人都善，根绝天下之坏人坏事。
三、“唤醒人心”。“哀莫大于心死”，是故，“要医活人心。一传十，十传百，不难人人变成活心人，则山西人民可告无罪于国家矣。”
四、“人心为政治之资本”。政治之一切施为应以“主张公道”为起点，官吏当以国权主张公道，士绅当以民权主张公道。官绅不可作独善其身的官绅，“形成散沙之人群，必须一齐主张公道。”
五、“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凡人皆愿远祸得福，何以求之？求之在己。其故为何？人生有理、欲。欲求福，攻恶克己。欲免祸，扶植善念，伸张公道。凡人平日能领略步履公道正义之兴味，可认为福之来路，所谓‘君子上达’者也。凡沉溺于恶欲邪念之兴味中，可认为祸之来路，所谓‘小人下达’者也。上达之积，福无限量。下达之渐，祸无底止。一念归仁，福蕴胸次。一念违道，祸隐眉睫。抚躬自问，下一最公平之评判，究竟自己之视、听、言、动合于正义公道乎？即可预知祸福之朕兆矣。” 既然“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那么，人若要求福而避祸，就必须“攻恶克己”。“攻恶克己”之途径就是“洗心”。
总而言之，“凡人意念所动，顺理者乐，顺欲者苦。人能顺理寡欲，即乐多苦少。顺与寡全由自心起。”“培植自身好善恶恶之天赋真心，权利不移，危害不惧，乃真爱国，所谓‘先觉觉后觉’，即觉此也。使人群公道森严、污秽无所长，国家焉有不富不强不文明者乎。” 欲国家富强文明，必须由“自心”做起，也就是“洗心”。
在阎锡山看来，“洗心”既为社会进步所必须，那么就需要施以“洗心术”，使人人之心得以清洗尽净。为了施行“洗心术”，首先，成立了“洗心社”。1917年3月11日，由赵戴文、孟炳如等人出面发起，在太原宗圣总会内成立了“洗心社”总社。总社以阎锡山任社长。下设分社，作为“洗心”之组织机构，实施单位。
其次，发起“自省”。“自省”者“悔过自新”也。为使人人能够悔过自新，仿照宗教的形式，成立所谓“自省堂”。在省城太原的洗心总社首先建有一个能容纳5000人进行活动的大“自省堂”。同时，要求各地均得设置“自省堂”。大“自省堂”内，书有阎锡山亲笔题颁的“悔过自新”四个大字之牌匾，高悬于墙上，作为警示。每周日为例行之“洗心日”。届时，洗心社派一人主持，阎锡山亲率文武官员到会，进行集体“自省”。各地则仿而效之。“自省”的主要仪式有：参加者全体一致静默，时间长达十分钟，近似于基督教的祈祷、忏悔；由“洗心社”之讲长作“洗心”讲话，阎锡山只要到会，也几乎每次必作讲演，所讲内容不外乎上述几方面，中心议题是依照宋明理学，教人“攻恶克己”，“去人欲”，“存天理”，“悔过自新”。
再次，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洗心”，大造“洗心”舆论。对于“洗心”，阎锡山是把它作为一场运动来搞的。几乎所有的宣传鼓动、文化教育机关，一时间尽在鼓吹“洗心”。阎锡山有关讲话、训词中的“警句”，如“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悔过自新”，“攻恶克己”等等，书写成标语，张贴于大街小巷，达到了俯拾皆是的境地。同时，还创办了专门性的期刊——《来复》周刊，以鼓吹“洗心”为其职志，每期都分发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1）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世界政局风云变幻，激烈动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链条上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主义道路。1919年中国爆发了闻名于世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阎锡山，作出了一个迅速的反映，这就是“怎样对由资本主义的弊病而造成的共产主义潮流”进行防预，进而提出一种介乎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适中”的制度。于是，就有了长达两年之久，以“人群组织怎样对”为中心议题的“进山会议”。
“进山会议”的直接导火线是一批旅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被驱逐回国。晋省自古有着经营理商的遗风，明清时，晋商几乎遍及全国各省，更有涉足国外者。在沙皇统治的俄国，晋人行商者也不乏其人。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集体化，被视为商业资本家的一些侨民自然列入了驱逐名单。1921年4月初，阎锡山“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告：由莫斯科驱逐回国之山西汾阳县侨民已到哈尔滨，因无路费返家，请派员携款接回。”
这批被苏联驱逐的山西侨民，在山西当局的接应下回到山西后，公推五人为代表，进见阎锡山一面表达谢意，一面报称：“苏俄强迫农民对所产之食粮交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也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指挥拘束收食粮。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亦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 同时，向阎锡山呈递了一份题为“苏俄共产党怎样统治人民”的书面报告。
旅俄侨民的返晋，及其对苏俄政策的渲染和攻击，使早已对所谓“过激主义”持抵触态度的阎锡山，更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阎锡山敏感地意识到，“共产主义之毒狠，实有甚于洪水猛兽，苟若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以求对策，则共产党之势力蔓延，终将会成为世界人类之大祸”。 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以期消除制度形成的痛苦与残酷，创造长久的安和与幸福”。
有鉴于此，阎遂于是年6月21日，在督军府进山上之“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学政各界及所谓“社会贤达”24人会议，进行对策讨论。据吴文蔚先生之《阎锡山传》称，此即“进山会议”的首次会议。
会议以“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出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
会上，阎锡山宣称：
“时当炎热，拟假进山与诸公*一堂，开人群问题讨论会，借以消暑，想诸君亦乐为也。其研究题目如何，鄙人拟一道如下：‘人群组织怎样对’。
“至于研究之方法，鄙意吾辈当放胆为之，不要管过去历史如何，不要管世界各国现象如何？只要在我们心理上研究真理。
“诸君认为这个问题可否讨论？能否讨论？请先解决！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2）
“如可能讨论，我们先研究出大致的办法，日后再开大会，供之多数人讨论。至于会名，请众酌定。
“以山西论，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权，遇此世界上政治、社会各问题，亟待解决之时会，我们当然应该讨论。至于讨论结果，能否解决，解决的是否确当，似不能由我们少数人专断，只好平心观察，将新旧习气一扫而空，从人生观上根本解决，期科学实际研究的态度，期于简易实行，不必采取高深哲理。
“至于会议名称，可就现在地址，定为：‘进山会议’”。
接着，阎锡山在会上进一步发表议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按吾东方文化，看的人之价值甚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位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鄙见以为人群虽大，总之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试看人未有不想生活者，未有不想得好生活者。究竟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就消极方面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谓。若就积极方面言之，如何能使自己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亦有好生活。如何能使我之人群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群亦都有好生活，此即己所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会之研究耳。”
此外，阎锡山还为会议规定了三条定例，即：“一、这句话一定得对。二、这句话一定得有儿子。三、这句话一定得无父母。”
阎锡山还在会上发表了他的“三一权衡论”。论曰，“如何叫作对？合乎理是对。什么叫作理？合乎人心同然就是理。能证明人心有所同然否？劫人货财，人皆恶之；济人饥寒，人皆善之；以天下为公，为天下得贤人，古今皆是之；以天下为私，为子孙争天下，古今皆非之；此可以证明人心有所同然也。”“一因有一果，无因必无果；二因非一果，二因若一果，一果必含二因，其果必不符合其一因。分其因，析其果，仍是一因得一果。因为一，果为一，因果相合是真一；权为一，物为一，权物相符是真一；内有一，外有一，内外符合是真一。言得一则真，事得一则成，家得一则兴，国得一则存，子得一则亲亲，官得一则爱民，朋友得一则相恭。一事然，万事然。接物然，自处然。今然，古然，未来然；三一可权衡万事中。”
以阎锡山所谓的“三一权衡论”为理论基础，以“人群组织怎样对”为议题，马拉松式的“进山会议”由此拉开了序幕。
“进山会议”从首次*的1921年6月21日开始，其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的例会，一直开到1923年10月21日，纵跨2年又4个月，时间不能不谓之冗长；参加人数由24人逐渐扩展到500余人，范围不能不谓之广泛；议题由“人群组织怎样对？”进一步及于“人生与家庭的研究”、“经济制度的研究”、“教育的研究”、“政治的研究”等，涉猎不能不谓之博大。
“进山会议”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对付抵制共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其结论如下：
关于“人群组织怎样对”。按阎锡山的说法，这是一个世界问题，是要为人类谋求一个“合理而幸福人生的社会”，使人类能够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在家能够互敬互爱、养老育幼，天下一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国家富强文明。而要使国家达到富强文明，就必须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