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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复田中玉筱电，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
7月18日，复曹锟巧电，表示，“兄以为国兴师，弟以为民保境，相差甚远，对之殊生愧色。兹承来电称许，益证同心，惟外间谣言纷起，不值识者一笑。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亦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
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大体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与邻省结盟，使不为我患，进而为我所用。这一点在前述给张培梅的电文中“保境安民”“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所用，代我御侮”一语即已表明。“保境安民”其意只在确保我境安全。为确保我境安全，决不能开罪邻省。若与邻省不睦，我境则难以保。反之若睦邻友好，则不仅不为我患，而且能为我用。 。 想看书来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2）
陕西与晋省毗邻，阎锡山与陕即实行睦邻政策。“自民国七年九月初，徐世昌（七年九月四日）当选总统，陕西陈树藩为靖国军所困，益复不能自支，告急文书一日数至，段氏三令五申强聒不舍，先生不得不略微敷衍，乃委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指挥官，编两支队，于七年（1918）十一月十五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一方故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又面谕王支队长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故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国军开衅”。 至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
直隶与陕西一样，也同晋省毗邻。直皖战争时，曹、吴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以“保境安民”，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直系，便设法与其修好。是年12月，阎有一函致吴佩孚，电称：“久钦伟略，正切驰系，辱奉惠函，弥增神往。藉念勋名彪炳，福祉骈蕃，慰如所颂。弟以辁材，谬膺疆寄，山右僻陋，知识闭塞，勉尽保境安民之责，时有风雨飘摇之虞。所幸直晋密迩，唇齿相依，叩附同舟，实深托庇。后值旌旗驻洛，德邻相望，大河南北，受赐益多。前者政局不靖，海内骚动，我兄率师澄清，勋业灿然。挽救狂澜，众意所属。忝在胞泽，早已倾心。乃荷先施，许为知交，感佩厚意，岂有涯矣。兰谱附呈，即乞哂纳。交谊伊始，来日方长，仍盼时赐南针，以匡不逮。” 为示睦邻修好，在致函解释前此不出兵之缘由，吹捧吴佩孚的同时，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 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 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3）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2000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 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月余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形格势禁，可谓处在国民军的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 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拟定了先行夺取山西，占领太原兵工厂，巩固豫、晋、陕三省，然后再竭全力对付奉军的计划。按照事先部署，樊钟秀率部由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出发，经由峻极关进攻山西。
樊钟秀攻晋的消息，早有徐永昌与胡德辅通报给阎锡山。徐永昌，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时任国民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郑州会议上，徐就不同意攻打山西的计划，认为其时国民军的主要威胁是奉军，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应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而后，再行图晋。续桐溪固执己见，坚持攻晋。徐恐山西无备而受害，便遣人将樊军动向告阎。胡德辅，山西五台人，时任国民第三军旅长，驻节石家庄。阎得徐永昌通报之信息后，随即派人前往胡德辅驻地进行疏通。胡遂将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和盘托出。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4）
由于事先得樊军攻晋之情报，阎锡山预为布置——以蔡荣寿旅两个步兵团及一个手掷弹营，在东阳关、峻极关、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下庄一战，晋军大败，伤亡惨重，不支而退。樊军一战告捷，再战于蛤蟆滩，又获全胜。随即乘胜直下辽县。樊军的迅猛攻势，大出阎锡山意料之外。他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由南北去增援辽县；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侯守常部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前进。李旅在辽县外围曹家寨与樊军接触，阻其前进。樊仍率主力继续北进，在辽县寒王镇、拐儿镇与商部遭遇，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第六旅杨爱源部亦由寿阳调驻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由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 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来对付樊钟秀。与此相反，樊军孤军深入，人地两生，恃勇取胜，难以持久，在被晋军四下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节节后退，撤出山西。在晋军的强力反击下，樊钟秀攻晋以失败而告结束。
策划樊钟秀进攻山西的续桐溪，因不同意阎锡山的一些作法，长期以来一直在外图谋倒阎。此次以樊钟秀攻晋，自认成功的把握很大，岂料功败垂成，一气之下，卧病不起，逝于天津。
其四、停兵罢战，“息事宁人”。“保境安民”，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来保证，所以，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对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停兵罢战。
阎锡山停兵罢战，“息事宁人”的态度在上述与各方的来往函电中多有明确表示。如1920年7月17日，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就有“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紧接着，在次日复曹锟巧电中，重申上述观点。电文在表明“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之态度后，进一步表示，“弟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生平别无他长，只守此二语而已。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以相从也。”同日，在复马福祥巧电中，再次表示，“此次政争之初，本是内阁问题，大哥列名共谏，原指为和平组阁起见，不料事变多端，竟致诉诸武力，洵与始愿相违。来电以固圉睦邻，静待事定为主，极佩荩筹。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应行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
7月18日，直皖战火正炽，阎锡山遵前所约，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当时陕、甘、皖、闽各省均复电赞同。皖军因两路受挫，牵动他部，而东路又有奉军加入，以致全局动摇，不能再战；段氏鉴于颓势已成，知难复振，始决心停战，自请总统办理善后。徐世昌遂令撤销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军名义，又严令惩办徐树铮等祸首，解散安福部。直皖战争遂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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