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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阎锡山采取了两项回收省钞的应急措施：
（一）田赋折收：以1939、1940两年欠赋及1940年一部分田赋，每石粮银折征抗战时发行的单元省币70元、或10元、5元省币200元。抗战前发行的“新省币”（即1932年撤收旧省币时所发的新省币）及铁路银号发行的纸币（流通在晋西阎管区的），尚为人民通用者，不分大小，一律按70元折收，垦业、盐业两银号所发行的纸币按200元折收。
（二）大烟土撤收：1940年秋，甘肃土商以国民政府严令限期禁售大烟，已届期满，要焚毁其所存的大烟为名，请准甘肃省政府发照，将所存烟土15万两，运往山西日伪占领区销售。当烟土运至西安，土商认为敌占区人地生疏，恐被敌伪抢劫，遂找阎锡山的“垦业商行”住西安负责人王天培（曾在绥远买过甘肃土商的烟土），愿将这宗烟土廉价卖给山西，商定每两法币12元，分3个月付款。王天培一时拿不定主意，适逢王尊光从四川回前方，路经西安，两人协商敲定了这宗生意。烟土运回克难坡后，阎锡山灵机一动，何不用此项烟土撤收省钞？当即决定以每两烟土300元的价码撤收省钞。
此举颇为有效，以180万元法币的烟土，顺利回收省钞4500万元。加上田赋折收，阎锡山共回收省钞6000余万元（由随部办事处装箱保存，1944年向吉县转移时全部烧毁），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区内的金融秩序。所余1000余万元则流落在晋东南、晋西北，分散在解放区人民手里。
按常规而论，金融秩序的恢复即可告一段落，可是，阎锡山却另有打算。他于1940年7月，以“为中央统一印制，防止敌伪套换外汇，打击敌伪经济侵略”为名，向中央财政部提出“整理晋钞”方案，建议“最好由中央另行新券，发交本省新组银行发行，并由中央照法令派员监理之，将原发流行各钞兑回”。要求在将新旧省钞分别整理后，如若能给另拨新券5079万余元，“即可将原发新旧省钞，悉数收清”。阎锡山还派代表邱仰浚驻于重庆，专门督催。
二、殚精自固（9）
中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此专门复函致蒋介石，明确指出“现在流通中之晋省四行号钞票，既系晋省府所发，自应责由该省府负责整理。”所以，“整理晋钞日前妥善办法，惟有任其自由流通，而在晋钞停止发行以后，数额既有一定，市价当可逐渐提高，一面巩固新银行所发钞票信用，以为永久之计”。这样，阎锡山想通过“整理晋钞”趁机向国民党政府索要一笔资金的计划，付之东流。
抗日爆发后，各路大军云集山西，仅山西省用款及垫支中央各军的军械弹药等款项，至1937年10月，已超过1000万元，无疑给山西的金融周转造成一定困难。确实需要相当的周转资金，以维持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转。阎锡山在中央准许的情况下，印行部分晋钞，亦属正当的金融活动。所失之处是，他不听国民政府财政部“妥慎发行”500万元的规定，超额发行达近8000万元之巨，人为地造成通货膨胀。以后他又“亡羊补牢”，回笼纸币，对稳定阎统区财政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给解放区的金融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阎这一发一收，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他从中“赚”了相当一笔经费。自从1939年初发行新钞之后，阎锡山采取“搭配”的办法，将半数以上的晋钞作为军饷、薪资下发，而将中央所发之法币节存下来，并且，用晋钞在敌区套购小麦20000石。阎正是通过增发晋钞，从中积攒了经费与军粮，为以后迅速扩军提供了物质保证。
组建“铁血团”
阎锡山虽退据晋西，可他并不甘寂寞。为了求得“生存”不断扩充军队，更为了掌握军队，他于1939年成立了“三三铁血团”（也称山山铁血团）。
早在秋林集训时，阎锡山便授意集训团副团长王靖国在受训军官中组织秘密组织，对外称铁军组织。王靖国立即纠集温怀光、王乾元、高斌等十几个军官，在阎锡山家里秘密举行军事会议。会上，阎锡山不先表态，而是采用激将法，故意责骂旧军人不争气，不会练兵，不会组织，不会和共产党、牺盟会作斗争，以诱导与会人员。骑兵军参谋长温怀光，见风使舵，按照王靖国的指使立即表示：“我们是军人，是绝对服从会长（指阎锡山，因阎为“民族革命同志会”会长——作者注）的，会长没有让我们组织，我们就不能组织，如果准许我们组织，我们一定能够组织得更好，和会长同生共死、共患难。” 与会的其他人，立即附和，提出建立铁军组织。阎锡山故作姿态，借众人的要求，令与会者积极筹划建组织，练铁军。
会后，王靖国等以“整军会”的名义，继续拉拢伙伴，扩大组织，最后选定28人，号称“二十八宿”，作为发起人，拟定有关纪律等。
1939年11月15日，“三三铁血团”在秋林正式成立，团长由阎锡山兼任，杨爱源、王靖国、孙楚、赵承绶、郭宗汾5人为委员。“三三铁血团”成立时阎锡山便要求，一定要绝对保守秘密，参加者只能默记在心，不准对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在内。倘若有泄露者，则按纪律制裁。
为保证“三三铁血团”组织的严密与神秘性，阎锡山让发起者制定了严格的守约、纪律、誓词、发展办法，以及化名、编组、参加仪式等一整套规定。阎锡山还撰有“经典”，专门解释上述有关规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殚精自固（10）
守约为：“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患难，同子女财产，为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奋斗到底”。阎锡山对这个守约颇为赞赏，他说“这个守约，我们共同遵守的公约，就是共产党也是做不到的”。
纪律规定，凡触犯下列各条之一者处死：一、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二、阴谋破坏组织者；三、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四、泄露组织秘密者；五、有诬蔑会长之言论和行动者；六、污蔑同志破坏亲爱团结者；七、不积极努力组织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八、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这8条纪律颇似帮会的帮规。
为此，阎锡山要求参加“三三铁血团”的人，必须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始终到底。参加者必须有钢的志气，胶的团结，铁的纪律。如有违反纪律者，即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
不仅如此，阎锡山在其“经典”中称“三三铁血团”为：“终身组织，只准入，不准出，如果脱离组织，除本人处死外，上一级受连带处分”。
“三三铁血团”的发展形式为三三制，即1人发展3人，递层发展。以28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所介绍的3人为第二层；第二层介绍的3人为第三层，依此类推，层层发展，预计发展到20层。
为保密起见，“三三铁血团”各层的人均用化名，取守约的前12个字的谐音为姓。由于守约的第11个和第12个字联起来为“共生”，阎锡山认为“共生”有“共产党生”之嫌，于是改为“同生”，意为“同志会生”。这12个字用五台方言便读作“戚续朱巩岛，戴贾茹伊任，仝申”。以这12个字作为前12层的姓。又把守约末句“为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奋斗到底”，作为每一系统的名字，如第一层第一人名称“戚为”，13人为“戚底”。第二层以下者，增加一个数目字，代表同层三人的顺序，如“朱奋三”，代表第三层第十系统排行第三。这种以“代字”的方式，横分为系，竖分为层，个人与组织间只以系统秘密联系。阎锡山说，这种方式“既可以区别系统，又可以分别层次，如果失掉联系，只要向组织说出代字，就可以归队，所以这种代字，比任何组织的化名都好。
除此之外，参加“三三铁血团”还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先由介绍人提名，经王靖国或阎锡山（前三层者）审查、核准，再经一周左右的训练，方可在阎面前宣誓加入。其誓词为：“誓以至诚，亲爱团结，用铁、血拥护会长阎伯川先生，坚决实现会长‘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主张……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始终到底。如有违犯，愿受组织最严厉的处分。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极为神秘，据李维岳回忆：
宣誓时，都在深夜，先把阎院子里的卫士撤到大门外，由第一层的几个人代替，有时介绍人也参加，有的把门，有的守路。然后由王靖国引导宣誓人到阎锡山的住室。室里正面墙上接着阎的肖像，靠墙放着一张短腿小长条桌，桌上燃着两支蜡烛，并放养“守约”和“纪律”，前边铺着红垫子。桌旁摆着一把椅子，阎锡山坐在上边。另一旁站着司仪王靖国。宣誓人进室后，先向阎行三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向前走三步，跪在红垫子上，开始背诵纪律，表示决心。再用预带的针，用右手刺破左拇指，在纪律最后自己的名字下，盖上血印。阎锡山开始指着红绸上写的“三三铁血团”五个字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准说出口来，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就把他打死，你要说出，组织上就要处置你，父母妻子也不能告知。”宣誓人立起，阎伸手同宣誓人握手，同时说几句鼓励的话。宣誓人后退三步，再向阎行鞠躬礼，向后转，走出房子，才算礼成。……阎锡山在经典上说，这是古今中外最完善的宣誓形式。
最初都是单独进行宣誓，以后发展的人员增多，阎锡山规定可由各系统代为主持，必要时可集体参加。但是手续依然如故。
“三三铁血团”成立不久，阎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事变后，阎锡山更加积极扶持“三三铁血团”，使之得到迅速的发展。王靖国也因此而飞扬跋扈起来，居然以阎锡山的继承人自居，引起军人内部的倾轧，尤其是被排斥在铁军组织外的一些高级将领，极为不满，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阎锡山为了调和内部矛盾，便将杨爱源、孙楚、赵承绶、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杨澄源等人，吸收到铁血团之内，并称之为“特团”，作为铁军的领导机构，以杨爱源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分担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三三铁血团”实际上仍由王靖国把持。因为与“特团”并存的机构是作为铁军组织公开的最高机关——“整军委员会”（1943年改为建军委员会，并把“二十八宿”称作督建委员），由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人兼主任委员，但王靖国始终任办公室主任，一直把握着铁军组织。
三、扶旧抑新（1）
组织“同志会”
太原失陷后，山西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一步展开；政治上，阎锡山的旧政权逐渐缩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日益壮大。看到这些，阎锡山并不是十分高兴的。
1938年2月10日，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即“临汾会议”。会议按照阎锡山提出的“认识上适合需要，行动上把握现实且推动现实”的主要精神，作出了“抗战工作总决议案”。
该决议案规定，凡山西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