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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旧抑新（7）
除此之外，阎锡山在会上还通过了“严格执行纪律”“整饬纪律实行制裁”两案，规定“对决议与根据决议案所下达的命令不彻底奉行”与“不能依预定期限完成计划而又不预先声明理由者，以贻误论罪”。“在职公务员不准托故弃职离开战区，有名义在外无职务，一律调回，速令不返久假不归予以撤职”。并派出“执法巡视团”到各区、县巡回考查，以加强其政治统治。
为了监视各基层的抗日活动，阎锡山特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方法”。规定：“县区机关团体，如有特殊工作计划和办法，都要抄给视察员参证。”“视察员得列席关于行政设施的重要会议。”阎锡山还担心视察员靠不住，又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联署的名义，制定“山西省军政实察办法”，名之曰“复式考察”。该办法规定：每区（专区）派实察专员军、政、民各一人”，“接受军政人员违法、失职或不当之处分的呈诉”。而且还规定“秘密的事亲自见我（阎）面陈”。这些“视察员”“实察专员”权势很大，是阎锡山派往各地的耳目，目的在于了解牺盟会等抗日团体的活动。
阎锡山虽公开扶旧抑新，但是，口头上仍声称：“蒋介石*，我们不反。只要我们把山西搞成山西人的山西就行了。” 言外之意，就是把山西搞成阎锡山的一统天下。
由此可见，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对内对外政策的转折点，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防共、和日，重点在于防范共产党，加强军政统治。因此，这次会议也就成为阎锡山准备进攻新军消灭决死队，取消战动总会、牺盟会，策应蒋介石第一次*高潮的动员会。
阎锡山自感此次会议虽“费时至多”，但“收获亦属不少”。通过这次会议“决定基础及效用工作，以训练万能作到统一认识；以纪律万能作到统一行动。取消政委、专员兼保安司令，总司令不兼军长。军队则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待遇，完成30万团力的铁军。”对于取消新军政委制，阎锡山也明知：“与新军进步虽不免有所损失”，但是，为了防范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哪里还顾及新军的发展呢？
因此，薄一波在1939年10月就分析道：
确实的和平妥协的阴云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会议时汪精卫叛党卖国，山西的顽固分子就蠢蠢思动，就进攻进步的力量。他们企图把秋林会议变成一个不流血的政变，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收复”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这些抗日根据地，所以秋林会议就变成一个新旧力量斗争的会议。
杨献珍在1940年1月也撰文认为：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一定时期，可能表现某些有限的进步。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限制中发展的，而到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在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反抗战等问题，具体地动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内部摩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摩擦，制造*系统中的内部摩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反动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
三、扶旧抑新（8）
秋林会议之后，山西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打击进步势力
阎锡山长期割据一方、拥兵自卫，处处以其“自存”和“自固”为出发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能够联共、拥蒋，积极抗日，使第二战区一度呈现出团结抗战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自存”和“自固”。但是，1938年2月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他感到控制不了了。于是，他下决心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各进步群众团体。他从当年2月的临汾会议开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 即在不公开放弃“联共抗日”的口号下，由暗中限制逐步发展为公开打击各种进步势力。
首先，暗中限制进步势力。第一次古贤会议后，阎锡山借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委任旧派陈兴邦、尚因培为第八、九专署专员，有意识地缩小新派势力的活动范围与权力。1939年8月，他从宋劭文的第一专区分割出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大同、阳高、天镇等县，组成第十专区，委旧派白志沂为专员兼保安司令。从杨集贤的第二专区割出新派基层势力较强的河曲、保德、偏关、五寨、平鲁、神池、左云、右玉等8县，组成第十一专区，由杨集贤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另委郭挺一为第二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不久，阎锡山又在行政专区之上特设4个“省政府行署”，派其亲信将领为行署主任。第一行署辖晋东北区第一、十专区17个县，驻五台，由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兼主任（因王不愿赴任，改为杨澄源）；第二行署辖晋西北第二、四、八、十一专区30个县，驻兴县，由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主任；第三行署辖晋东南第三、五、七专区34个县，驻阳城，由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主任；第四行署辖晋西南第六、九专区22个县，驻吉县桑峨，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兼主任。这4位行署主任可代行阎锡山的职权，目的在于加强对辖区的控制。在行署之下，阎锡山又根据全省人口、面积及位置的重要程度，划分若干“作战师管区”，每个师管区派若干团驻扎。在师管区内实行军事统治一切，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将军、政、民大权，全集中于阎的旧军人手中。阎锡山认为这样“不但有利于现在的抗战，而且有利于将来的复兴”。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还向决死队、牺盟会控制的地区派遣“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精建会”等，进行侦察、捣乱、破坏活动，并且阎锡山要他们不惜作蛇蝎蚰蜒。一时山西蛇蝎蚰蜒遍地，四处制造摩擦，挑起事端。
不仅如此，阎锡山对战动总会也同样逐步加以压制。1938年2月，他令薄右丞密电赵宗复、赵中枢（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之子，战动总会宣传部印刷科科长，秘密*党员），要他二人星夜将宣传部人员全部带走，离开战动总会。赵宗复暗中将密电交给程子华和南汉宸。经战动总会党团（战动总会内不公开的党组织，由程子华任党团书记，南汉宸、武新宇为党团成员，直接受*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贺龙、关向应领导）研究决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缓与阎锡山公开破裂的时间，允许二赵离开战动总会，但其他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赵宗复、赵中枢便离开战动总会，到临汾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任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扶旧抑新（9）
阎锡山见此举未得逞，又出一着，可谓“釜底抽薪”——将矛头指向战动总会所属的游击支队。他首先断绝了对战动总会游击队的军需供应，企图困死游击队。3月，阎锡山下令将战动总会所属12个游击支队改编为山西保安二区游击支队（缩编为8个游击支队和1个特务队），任命续范亭为保安二区游击队司令。
战动总会根据*中央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的指示，在坚持游击队领导干部不调换，部队建制不拆散的原则下，同意改编。同时，为了保存抗日武装不受损失，在改编中将一部分部队巧妙地编入其他部队4300余人（编入决死四纵队1400余人；编入第120师1800余人；编入保安四区1100余人）。因而，各游击支队不仅没有被阎锡山改编所影响，而且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不断发展。
8月间，阎锡山趁续范亭由岢岚赴古贤之际，指使部属在保安二区支队制造事端：驻静乐的原保安二区第14支队被阎锡山强令拨归保安四区，随后又被缴械；正在汾阳、文水作战的第1支队被调往岢岚，进驻骑兵第1军赵承绶部和第33军郭宗汾之间或附近地段，由赵承绶对该支队进行整理；密令保安二区各支队统归赵承绶指挥。续范亭得知后，提出保安二区支队须通过他才能指挥，赵承绶不能直接插手干预各支队的具体行动。阎锡山自知无理。只好暂时“忍让”退缩了。
阎锡山见改编吞并游击支队未达到目的，又试图从人事上控制和瓦解保安二区游击支队。他委派郝梦九（作为阎方派驻战动总会委员）为保安二区政治部主任，朱耀武（旧军官）为保安二区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控制军政大权，架空续范亭，掌握这支游击队的领导权。同时，还将游击支队的活动范围由原来的68个县，缩小到保安二区所辖的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宁武、崞县、忻县、静乐、左云、右玉等13个偏僻贫瘠的县，以此限制游击支队的发展。
除此之外，阎锡山还对“民大”的进步分子进行压制。秋林会议后，他对“民大”负责人进行了调整，杜心源、杜任之另调他职，“民大”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梁膺庸负责，并派几个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官，意在加强控制“民大”。1940年元旦前夕，梁膺庸、杜若牧及500学生离开“民大”到达延安后。阎锡山派智力展负责“民大”，完全支配了“民大”。
其次，明令解散战动总会。在第一次古贤会议上，阎锡山就想解散战动总会，可又觉得直接出面不方便，于是一面电请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下令取缔战动总会；一面通过战动总会副主任、第二行政区专员杨集贤等人提出取消和改组战动总会的建议。会后（8月间），阎锡山电召续范亭赴吉县，商谈取消战动总会之事，遭到续的拒绝。阎锡山见续范亭维护战动总会的态度很坚决，于是又提出战动总会可以不撤销，但是，必须让南汉宸、程子华离开战动总会。这就完全暴露出阎锡山取消战动总会的目的在于排挤共产党人。续范亭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坚决反对阎锡山的意见，不同意让南、程二人离开。这样，阎锡山同续范亭的商谈并未取得预想的结果。
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切举动，*中央和毛泽东早已获悉，5月28日，王世英（*党员、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就获得可靠情报，即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阎已决定动委会无形取消，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