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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话。
这也是处在“*”时代的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复杂历史。
走，到延安去
1938年的夏秋之交，和很多人一样，移动剧团的年轻人来到西安，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
通往解放区的路有很多关口，需要护照，这并没有难倒大学生们，经过王拓的一番努力，总算把马占山挺进军师部的护照弄到了手，但还是找不到适合的交通工具。一次次的联络总让人大失所望。有人告诉他们到延安去要注意的事情：路上说话要小心；进延安城时红军检查甚严；陕北偷风颇盛，揩油还是小事……他们都一一记在心上。
天气时好时坏，汽车、马车都弄不到，一连二十多天都走不成，大家的心情从焦虑变得烦躁起来，一天，程光烈因事和同伴起了争执，发了脾气，荣高棠也控制不住地想要辞去总务的工作，但很快他们又开会统一看法，安顿了大家的情绪。
10月6日，又是一个雨天，总算有好消息传来，八路军办事处有车出发，但只能先走两个人，荣高棠、姚时晓两个开路先锋，急忙捆行李赶去上车。
又过了几天，其他人终于分别坐着马车、毛驴车离开西安，开始了向延安的进发。在泥泞颠簸的路上，国统区渐渐地留在身后，再往北走，除了病号，多数人开始步行。尽管他们把大部分东西都留在了西安王拓表哥处，但身上依然背着沉重的行李。雨渐渐地停了，西北的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他们，路上开始扬起黄土，他们风尘仆仆日夜兼程。急速的行进中，程光烈的脚又肿得迈不开步子，张昕病了，躺倒在毛驴车里，怀中仍旧紧紧地抱着那个大个的洋娃娃。
终于到达延安了，在照像馆里留下最后的合影。一排右起：荣高棠、卢肃、杨易辰、石敬野、叶宝琛。二排右起：管平、饶洁、张昕、庄璧华、江友森。三排右起：王拓、张楠、姚时晓、戴厚基、程光烈、李景春
经过了十来天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当那个传说中的宝塔山远远地出现在蔚蓝的天空下时，灰头土脸的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欢笑，杨易辰带头喊起来：“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一起放开喉咙喊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剧团住进了西北旅社，前期到达已经在鲁艺当了教员的荒煤闻讯赶来看望他们，又过了二十天，剧团在进行了最后的一场演出后，被分散到各个学校和组织中去：
荣高棠、杨易辰去了马列学院；姚时晓、方深、庄璧华、胡述文去了鲁艺；张楠、管平、王拓去了组织部训练班；张昕去了陕公高级班；几个新来的年轻人去了抗大……
清晨，年轻的人们打起背包，依依告别，纷纷离去。
还在等待分配的程光烈在日记中写道：
“将来大家怎样散呢？”在济南时候，因为大家彼此间感情太融洽，对将来可能的解散，有了这样那样顾虑，现在就是这样散了。
我们原不必对过去有什么过多的留念，也不必有什么伤感。事物总是有开头就有结尾的。然而人们往往在开头时不愿想到结尾，因而对结尾缺乏思想准备，临时不免感慨眷之吧。这也是人类生活上的一点小矛盾或者是思想上的小悲剧吧！
庄大姐病了。病中呓语“谁不爱护移动剧团？……”
程光烈写着，眼泪竟不觉充满了这个倔强的男子汉的眼眶。
结束了，一年多的生死波折，一年多的奔波磨砺，一年多的青春浪漫！他们原本希望能够保留住剧团，能够继续呆在一起，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延安以博大的襟怀欢迎了他们，也向他们昭示着以往一切的结束。
他们在快乐和惆怅中清醒地意识到：前面是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