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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张家三姐妹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作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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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大院
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
黄敬，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湎不可自拔，相反这位贵族之家的“三少爷”从小就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喜欢和下人谈天，待专门伺候他的一个男孩如同手足。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暑假里，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偶尔的机会，当母亲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时，惊诧的程度可以想象……
走进张家宅院的时候，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已经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一张扁脸，鼻梁有些塌陷。人虽不算漂亮，但充满着勇敢、热情的眼神和擅长组织、讲演的才能却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同来的还有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人，这正是*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选中了这个僻静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宅院作为保护，召开秘密会议。
大院就这样变得神秘起来，张楠对家里人只说是请同学来玩，私下里她悄悄地告诉娘，是*市委要借他们家的地方开会。娘没有反对，对长女的稳重、善良和有责任感，母亲一向是放心的，她只是立刻在暗中采取了措施。她对长年住在家里的姨妈说，女儿大了，要在社会上做事，和同学多来往以后路会宽些。为了不让老传达兵看出什么，每当有人来时，她就指使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她最担心的还是隔壁，那是一个有着警卫把守设有电台的国民党机关。不过，谁会想到*的秘密会议会在一个隔壁设着电台，警铃连到派出所的国民党将领的遗孀家里召开呢，张家过去的地位和老关系恰好为这一切起到了掩盖作用。
或许是因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张楠，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着一位沉着善良让人感到踏实的母亲，黄敬从走进这所宅院时就喜欢上了这里。当他穿过姹紫嫣红的花草走向深深的庭院的时候，他感到了安静中的一种安宁。他的家也在这座城里，是一座比这里要奢侈得多的豪宅，却没有这里那种总想让人亲近的气氛，特别是看到若无其事地守在二道门里，无声地露出微笑的娘时，那一刻，这个在“一二。九”运动中带领*队伍与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在“一二。一六”大*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跨步攀上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演说的勇敢的男人，他的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黄敬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经常出现在这座院子里，开始是预先通知张楠要来开会，渐渐地就直接和娘打起交道来。他称呼娘“伯母”，除了开会，他请娘保管文件，交给娘别的秘密任务。娘好像天生就适合作秘密工作，她大胆、心细、不声不响，从不张扬。那时候，究竟有多少重大的决定是在这个院子里作出，然后又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达到北平的各个角落，娘究竟配合黄敬做了多少秘密工作，连三姐妹们都不清楚。她们知道的只是，渐渐地，黄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可靠的联络地点，把这位长辈当成了共患难的战友，当三姐妹相继离开家后，他索性住进了张家。有许多个紧张工作后的夜晚，他会和娘一起谈天，他带给娘的是更多新鲜的思想和理论，而娘的安详镇定和不寻常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在紧张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和关怀，这种慈爱和关怀变成了一种力量，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几年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神经病，当人们护送他秘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根据地时，他竟然不顾一切地狂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于护送的人生怕暴露了目标。到达延安后，他的狂躁症发作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只有在见到娘时，他会立刻双手垂立，恭敬地称“伯母”，吃饭、吃药、休息一切都听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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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1936年前后，这个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张楠忙着参加*和“民先”活动，在城市和农村宣传抗日。她活跃能干坚定充满了朝气，也不乏追求者。一个一直就喜欢着她的男生就找到家里来，请娘对她多加管束，免得遇到危险。没想到娘笑笑说：危险的事总得有人来干哪！比张楠大好几岁的黄敬对张楠也充满了好感，感情就这样地来了，他的关心和爱慕之情让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张楠好像并不为之所动。她正受到另一位中国大学同学王拓的猛烈追求，这是一个长相英俊、帅气得像是电影明星的男孩子，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并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这种充满着炽热语言的信有时候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信箱里，这不能不使张楠心动，相比之下，黄敬就显得老成了许多。
张家二小姐的演剧活动已经从学校扩展到了社会。1937年初的一天，张瑞芳见到了来自上海左翼的崔嵬。一个由陈波儿、崔嵬、李丽莲、吴似鸿、丁里等文化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路过北平，应邀在燕京大学公演四个独幕剧，其中《黎明》缺少女主角，*决定推荐张瑞芳扮演。就这样，由荒煤创作的这部独幕剧成了张瑞芳演出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剧目，而崔嵬成了她思想和艺术上的启蒙人。
《黎明》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生活，女主角莲香是一家日本纱厂失业工人的妻子。从未吃过苦的张家小姐对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是陌生的，担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