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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因此我们25个同志并代表我们43个子女急切地请求您给我们做主，并请您尽快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
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一个不剩都离了。
鉴别黄色歌曲，抵制资本主义广告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1982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不久，学会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当时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980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广告管理工作曾规定，报纸广告不得超过1/8版面，电视广告不得超过每晚10分钟。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块标牌广告，有精美的产品图片，还有标语：欢迎您到北京来。一位归国华侨给全国人大写信，质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货大楼临街橱窗展示松下的电器产品，布置得很现代。不少人就给工商局写信打电话：“这是宣传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外国产品为什么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有关方面只得把展示橱窗从正面挪到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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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两天前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议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琛的周围。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后来的外长李肇星。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刚念完声明，在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说了句“很好”。
没有提问，发布会就结束了。
在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2006年10月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发言人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一封信，里面放了两片钙片。
“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三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基础上的集中。将这三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汇报了情况。*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三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消息中有这样一段话：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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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
1982年7月，新华社播发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一封信，信中有上述一段话。
廖承志是以青年时代朋友的身份写信给时年71岁的蒋经国的，信抬头是：经国吾弟。
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
廖承志表明了访台意向：“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8月17日，宋美龄写了一封致廖承志公开信，抬头是：承志世侄。
信中说：“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吾人均已年屈垂暮，先人所系之铃，由吾兄解之，则上无愧于先人，下无累及子孙后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利害去从决于一念，是非功罪定诸百年，吾兄明达，善自抉之。”
《美洲华侨日报》1982年11月2日发表冯玉祥之子冯洪志致蒋经国信，信中如是说。
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1982年底，曾顶了多年“农业学大寨”光环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曾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已经赋闲的大寨标志人物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问题。会议气氛极其严肃，议题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检讨书。当年5月，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
“过去，我们认为，把每件事都向上级汇报请示是对上的尊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法新社1982年3月2日报道：中国总理在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建议，将部、委和直属机关从98个精简为52个，各部的正副部长将由117人减少到27人。总理强调说，机构改革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不是“革什么人的命”。
香港《中报》在1月13日的社论中说：煤炭工业部有六位副部长因为年老辞职。他们说得好：既已力不从心，退休下来，让位于后继，才有利于事业。《人民日报》刊载出驻香港记者周毅之访问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的一篇特写，胡应湘对周说，由于中国政府机构太庞大，层次太多，而且好像不管哪一级干部都拥有“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