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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10）
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1980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正如有人所说的：国家花了300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知青、家长、农民的“三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学生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浪费。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反而加剧了知青与地方的矛盾。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奈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画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我至今还记得坐在蒙古包里，翻看一本破烂不堪、无头无尾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一点感受：保尔·柯察金在战场上负了重伤被送回其乌克兰的家乡，在其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个漫长严冬的苦熬，终于战胜了病痛。当他能够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当保尔终于能够又一次站在窗前，向窗外树枝上叽喳鸣叫的小鸟问好的时候，面对着万物复苏的大地，他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动身离开家了。母亲一边替他收拾行装，一边擦着眼泪：只有在保尔遭遇病痛的时候，她才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当儿子养好了伤病，羽翼再次丰满的时候，他就要像窗外的小鸟一样飞走了。“他生活的根已经从乡村拔走了，他喜欢城市里叮当作响的电车，喜欢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喜欢看上下班时如潮水一般的人流，他向往着城市中火热的生活。”当我看到此处时，不禁有些疑惑：我们被大批送到农村来，有什么不对劲吗？如果我们像保尔一样，向往城市的生活，这有什么过错吗？
二 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知青们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基层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一些哪怕仅仅是低水平的农业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革新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些农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轻视知识并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农村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使用简单劳动工具、与勤劳朴实的农民从事同样艰苦体力劳动的知青们，其有限的知识优势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这些知青也不过是一些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而已。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 想看书来
回忆与思考（11）
上山下乡使知青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在那些贫穷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在扭曲的时代里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看到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国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那一套“自报公议”评工分的极左做法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一批先驱者，建国后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立思索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和骨干。
苦难有可能转化成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一些因靠其天赋、背景、关系、机遇和自身的努力，而走过了苦难的所谓“成功者”，惯常把自己过去的卑微经历说成是今天荣耀的资本，以炫耀其劫后的辉煌。于是，一种某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集体意识，就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
有人说知青的苦难是一笔财富，历史以数千万人十年的青春血汗为代价，磨炼出这一代人的意志品质。然而实际上，当时就有许多人都自觉地认为：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响应党的号召，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应该吃苦和锻炼（“苦不苦，比比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对于苦难的深切感受和理解，有很多人都是多年以后才逐渐体味出来的。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拼搏的动力和奋斗的精神，来源于从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培养，下乡锻炼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种生活经历曾直接形成了迫切改变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但这并非是我们努力拼搏的唯一动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震撼了当时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家庭，涉及大多数偏僻穷困的村庄，并且一直触及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面对如今急剧的社会发展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知青的故事似乎已经显得那么陈旧和遥远，以至于今天与我们当年同龄的青年人，有很多已经不太能理解“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与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都紧密相关，它的起因涉及国民经济、三农问题、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它的结束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之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一代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销蚀了自己无价的青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十年“*”到两度高考
胡明华
作者简介：胡明华，男，1957年出生于北京。因父亲受*、“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十年“*”中坎坷求学。粉碎“四人帮”后，由苏北农村返城当钻床工人，在山东济南以工人身份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深造），长期从事党史和军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加多项国家和省级社会科学课题研究。已主编并出版《国情教育百题》《从南京到台北》等着作，发表《论粟裕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等文章90余篇，多次荣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现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
在2007年秋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笔者应南京《扬子晚报》之邀以《从钻工到“天之骄子”》为题，扼要记述了本人在恢复高考前后刻骨铭心的历历往事，发表后在海内外高考同龄人中引起了关注和共鸣。
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有所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十年“*”到改革开放的动荡和转型而成长起来的；我们求知、寻梦、成长的经历，折射出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50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之时，如烟往事仿佛电影似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那些镌刻着时代特征的人与事依然令人兴奋，发人深思……
一 “*”之前的幸福童年
1957年8月12日，我出生于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宿舍。此时，33岁的父亲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校级军官们一起，刚刚经历了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隆重授勋：根据1957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发布的授勋命令，父亲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规定，只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军营、连级以上干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团、营级以上干部才有可能获此殊荣。解放战争参军的母亲，则因她已由总政青年部转业至北京市口腔医院工作，而遗憾地与此次新中国大授勋失之交臂。
生长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革命军人家庭里，对我的成长和人生历程无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1964年初夏，一个阴而凉爽的早晨，父亲带着我从位于北郊北太平庄的总政宿舍（学院东路8号），辗转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南的“十一”学校。在学校广场北侧、一幢绿树掩映的办公楼上，通过一位中年女教师一番简单的提问之后不久，我便被这所首都数一数二的名校录取了……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军委干部子弟学校，在偌大的由几公里院墙围起的校园里，设有从小学至初三的九个年级，几十个班级。
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有可供数千人进餐的三个食堂，两个游泳池，一个礼堂兼电影院，一座小型医院。学校平时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周一至周六上午住校学习。每天，从去教室上课、自习，到吃饭、洗澡、游泳、看电影等等，均须列队前往，按时进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每星期六下午的时光是最快乐、最令人期待的。此时，各个年级的同学们都在礼堂前的广场上列队，等待三总部派来的专车回家与父母团聚，欢度短暂的周末（周日下午4∶30必须准时乘专车返校报到）。记得“*”前的入队程序很严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