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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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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9)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疑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在“*”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四   “黑帮”子女的故事
  “*”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家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后于光远、还有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0)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着一辆汽车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佩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在“*”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后的*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姐姐张燕霞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因家庭在“*”中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就亲眼目睹过,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的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张燕霞的:“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的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才是个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岁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1)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到中国大饭店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30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姚宏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着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六十五中隔墙相望,因此“*”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着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前的*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从沙滩住家被迫跳楼自杀。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分别去了内蒙古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伤寒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顺便说一句。近年流传的,在“*”中北京知青缅甸来信的作者张育海,当时我们在一起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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