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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所有的人都没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意识。没有人想过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裸露的土坡地在雨季到来时会造成怎样的水土流失；在这缺肥少水的地方，植被的形成是多么不易，一旦遭到破坏则很难恢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些。为了学大寨，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起码的生存口粮，所有的人都义无反顾，每天筋疲力尽，从日出干到日落。这一年，恰逢风调雨顺，粮食打了不少，解决了全队所有社员的口粮需求，知青也没有用国家补口粮。由此，我们知青点成了省里的先进典型，在北京这边也挂了号，获得了不少荣誉。几个出身成分好的知青干部到处开会作报告，后来又被上调当了国家干部。总之，大家热情高涨，自以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后我在这里的七年中，几乎每年，我们都在努力地开垦沟沟沿沿的坡地，不断地将可能耕种的地块的植被挖掉，种上玉米、高粱或土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当地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贫瘠日益严重，平均亩产量越来越低。为了粮食总产量能够得到增长，就要少种麦子和谷子，多种杂交玉米和高粱，其结果就是……社员们的口粮质量越来越差，经常要吃难以下咽的高粱面，以致不少知青都得了胃病。要说明的是：山西的高粱与黑龙江的高粱可大不一样，粒小而干涩，一般都是用来喂牲口的。
离开这第二故乡30年后，我曾重返那个度过八年青春宝贵时光的小村庄。虽然农村改革以后，当地已经通了柏油路、用上了电灯，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也给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带来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举目望去，绿色更少了。不仅原有的树木所剩无几，就连知青们种下的那些树木也早被砍光。从火车站到村里去的沿途公路两侧，到处是私开乱建的小煤窑，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气。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3）
二 学大寨修梯田，劳民伤财
山西是大寨的故乡。学大寨，在我插队的八年中是“天天讲，日日干”的课目。插队五年后，我曾有幸作为先进知青集体代表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两次去大寨参观学习。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6年。
在那着名的虎头山上，参观的人群如潮，参加劳动的解放军成百上千。当时我就想：这么多人，能积多少有机肥呀！我还看到在一块只有二三亩地大的地块上，同时有三台推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要把坡地推平，建设水平梯田，据说需要四五天时间推平一块地。同样型号的推土机，我们队里有一台，是北京知青办送给我们知青点的。我们用它给周边的各村生产队耕地挣钱，工作20小时大概需要消耗60元人民币的柴油，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代价。一般情况下，我们宁可使用人工和老牛耕地。记得当时同去的县革委会主任私下问我参观大寨有何感想，我回答：“学不起。我们只能学学精神了。”
说是学精神，当然也要干中学。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在秋收一结束，就按照省里县里的统一规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我们要像大寨人那样，把一块块坡坡地削高取平，建设水平梯田。常常是在一块不足五米宽的地块上，要把一米多深的土层从高处移垫到低处，这一切全靠我们肩挑手提。在人力财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将每块地表上那薄薄的一层熟土都先担放到地头去，待下面的生土层搞平，再把那些熟土担过来覆盖在地表上。那样做，当然效果会好些，但劳动强度太大了，完不成建梯田的任务。绝大多数时候，地表上那层熟土都是被直接填埋到了低洼处。待水平梯田建好后，一眼望去，覆盖在地表的几乎全是高坡地下面的生荒土。这样梯田，看似整齐，但来年的春天开犁播种，长出的庄稼必是高高低低，植株细弱，到秋后收获无几。社员们常说“这就是人糊弄地，地糊弄人！”
在黄土高原上，类似这样改造过的梯田不在少数。要经过好几年以后，通过不断给地块施加农家肥，还要雨水多，才能慢慢恢复地力，长好庄稼。不从客观条件出发，形式主义学大寨，真是劳民伤财！
三 亲历“无照行医”
说是“无照行医”，当然和现在常见的骗子行医不是一回事。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得已为之的事情，而且行医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自己。
初到乡村，我们为那里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震惊，曾满怀激情要和这里的贫下中农民一起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9年的春天，我们每天爬在山坡坡上开荒种地，破坏生态，双手打满了血泡，腰酸背痛也照干不误。常常是吃过晚饭，回到牲口棚改建的宿舍，点上一盏小油灯，几个人用半盆水擦一把脸和脚就睡觉。大约是3月份，一连几天，我感到左臂又痛又沉，以为是累的，也没有仔细看看。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实在难受，就在阳光下翻开衣袖查看。一看吓坏了，从左手中指直至腋下，有一条红线赫然在目。我知道这是因手感染引起血管发炎，听老人们讲过“红线长到心脏会死人的”。于是在同伴的陪同下，急急忙忙赶到公社医院去看大夫。
所谓公社医院不过是一间放着医疗用品兼卧室的小房子。大夫连白大褂也不穿，给人看病也偶尔兼顾牲口。只见他说了句“感染了，打点青霉素吧”，就顺手在灶台上拿了个饭碗，把针头针管放进去，倒上点暖壶中的开水，烫了一下算是消毒。随后，直接用长着长长黑指甲的手取出针头针管装好，吸进药水就给我做皮试，没反应，又进行了臀部肌肉注射。这一切，真叫我们两个来自北京的知青看得瞠目结舌。心想，“这样消毒，还不如我自己来呢。至少我会多烫几次，手也不会这么脏！”所以，当大夫问我们，是天天到这里来打针还是把针带回去打？我们异口同声说“带回去打。”于是他借给我们一套针头针管。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4）
针剂针头针管是拿回来了，可谁会打针呀！没办法，“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按一般见过的打针程序，无非是四步：针头针管消毒、吸入药液排空气、三角肌消毒、扎进肉里慢慢推入药液就行了。可谁来试试？没人敢干。最后还是我自己在同伴的帮助下打完第一针。一切正常！心里挺自豪。好像是2007年，我曾看过毕淑敏写过一篇文章，记述她在高原部队医院当护士，第一次为患者打针前在被子上练手的事。当时我就想：我们可比她棒！第一次打针就是“真枪实弹”，在自己的身上开练！
从那次经历后，知青们自备了一些常见病的药品，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有病就翻书，自己对症看病吃药。以至后来全村老乡们不论谁得了头疼脑热的小病都不去公社医院找大夫，由知青们免费提供药品治疗；若遇到要打针的大病就带回针剂找知青注射，再也不必一次次往返六七里路往公社医院跑了。几年下来，连一些静脉注射我也敢自己动手了，真正是大胆妄为，“无照行医”。
记得1976年的春天，队里的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成了队里新知青的老大姐，还担任着生产队的党支书。一天，一个社员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说他母亲在赤脚医生打针后突然呼吸困难，快不行了！我忙叫上打针的那位知青赤脚医生去他家，同时派了个小青年去公社医院请大夫。一路上问赤脚医生给病人打了什么针？回答“青霉素”，我心中一沉，害怕是因为过敏所致，那会有生命危险的！赤脚医生说：“昨天公社大夫来打过一针，没事呀。今天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我心想，不是过敏就好。到了那社员家，我看到老婆婆下巴至脖子一片红肿，喉咙中堵着痰喘不上气，紧急中想到应该先把痰吸出来缓解一下，就让赤脚医生把听诊器的软管拔下来用盐水洗洗、开水烫烫，插入病人口中吸痰。两口痰吸出来，老人呼吸平稳了。一会儿，公社大夫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是不是白喉呀？”我又吓了一跳，白喉是传染病，若真是那样，我们几个也跑不掉要被传染。忙问他附近村庄有类似病例吗？他说没有。我才放了心。于是三人坐下来，拿着《赤脚医生手册》对症翻书，分析病因。最终确认：牙根感染引发颈部淋巴网炎，继续使用“青霉素”治疗；刚才打针导致的呼吸困难是因为我们的赤脚医生配药量比例出了点小问题，还好，一切有惊无险。不久，老婆婆的病好了，直至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工作之前去村里探望乡亲，老太太还健康地活着。
这件事使我很有成就感，由此萌生了当一名医生的愿望。可惜，在那个年代，不能心想事成。直至 “四人帮”被粉碎，我才被作为最后一批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山西大学政治系读书，当地领导希望我学习两年之后能回当地工作。但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初“无照行医”的趣事还历历在目。回想起年轻时的大胆妄为，没经过任何医疗培训就敢蛮干，真是心有余悸。没办法，那都是环境条件逼迫的无奈之举。好在，当时没有出过任何“医疗事故”。
四 可爱的乡亲
据说，“*”结束后，有国家领导人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实际上，若再加上城市各单位为支持职工子女下乡的支出、知青父母们为子女提供的大量资助，整个中华民族为那场空前绝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底付出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 想看书来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5）
仅就我们这一个知青点而言，从1968年底到我离开的1976年底，八年时间里，共接收北京知青40余人，当地知青20余人，除了国家按人头拨给的安家费之外，北京市知青办送给我们一台推土机、一辆130中型卡车、两台手扶拖拉机、一套引水上山的抽水机及管道、一套果园滴灌设备、一套柴油发电设备，另外还有两台脚踏缝纫机和一些书籍等学习材料。这些东西究竟价值多少？我至今心里也没数。1978年以后，随着知青逐渐返城，这些物资都留在了当地，农村改革之后落于谁手？都是一笔糊涂账。
尽管全民族都为这场知青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