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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过许多梦想,但在生活中总感到自己深陷于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之中,而当我完成了自己的军人使命,开始真正转向写作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就体现在过程之中。许多人总想一下子就得到梦想的果实,但往往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即追寻梦想的过程。人生,如果省略了成长的过程,那怎么能显现出生命的厚重?
我并不企望自己能够创造出什么成就,但我却有梦想,并始终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自己的追求未必能够达到梦想的境界,但毕竟努力过了,追求过了,拼搏过了,奋斗过了,也真实地活过了,因而也就无怨无悔!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20世纪评出的过去1000年全世界最有名的10句名言的第一句,它是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演讲中说出的。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人,因而“我有一个梦想”也就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演讲之一。
为什么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会成为世界10大名言的第一句?我总是在这样追问自己,可是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答案。最近,再次读到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介绍康德理念中的一段话:“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顿时豁然开朗,因为这句话揭示了人类梦想的共同本质。
人,贵在有梦想,因为有梦想才有追求。儿时最初的梦想就是企盼着有一把能打开外祖父书柜的钥匙,因为在那里面装满了他讲给我的故事……而一旦播种下了梦想,它便开始生根发芽,并不停地生长、蔓延、扩张。于是,便有了走出大山、总是想飞、向往高度、追求完美等一个个梦想。因为总有新的梦想在不断生成,因而也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追求,所以不懈地追求便构成了自己生命的主要历程……
一
我最早的梦想就是总是想飞。小时候,我总喜欢仰着头看那些像是悬挂天空中的鹰,它们的背景是那样的宏阔,不管它们怎样翻飞,都是那样的自由自在。
然而,残酷的现实几乎打碎了我稚嫩的梦。1966年秋天,由于父亲受到“*”的冲击,我们全家被迫返回农村老家。那时老家的交通和信息都很落后,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电,更没有电话,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还是依靠书信。可是,母亲却不识字,因此与父亲的书信联系自然就落在了我身上,那一年我九岁。
从一开始的写信,我就陷入到一种压力状态。每次给父亲写信一般都是母亲口授我写,母亲的口授大都口语化,虽然听起来很生动,可是我会写的字却有限,因而很难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必须把母亲所说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能力所能表达的句子,实在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但总是感到难以表达母亲的意思。所以每次给父亲写信都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反倒促使我必须要发奋努力学习,以改变那种老是受文字挤压的窘况。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寻求改变的想法,才使我对文字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梦在高远(2)
一天,孤独的我漫无目标地走到了村头的河边,恰好碰到一位老爷爷正在捕鱼。只见他先把渔网缕好,接着奋力向外抛去,那网便张成一个偌大的软斗笠,飘悠着落进水里,在河面上激起了层层涟漪……然后,他便轻轻地拉网,最后突然将网提出水面,只可惜网里没有鱼。可是他全然不顾,又重新开始缕网、撒网。一网、一网、又一网,不知撒了多少网,始终没有网到鱼。老爷爷看到我失望的神情,便对我说:“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果然,时隔不久他一网下去竟网上了十几条鱼,其中有一条好大好大的鲤鱼。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并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由于沉思而难以入眠的时候,或因生活中各种烦恼而辗转反侧时,或在一篇稿子刚搁笔的高兴之余,我总不免要想起故乡的那条已很久远的河,那位已离别多年的老爷爷,以及他的那张永不停撒的网……
返城那年我正在上初二,为了避免毕业后再次下乡到农村,父亲便借“落实政策”之机让我作为返乡青年直接进了工厂。于是,我被迫终止学业,过早地走向了社会。我最初的梦想,只不过就是分配一个理想的工种。可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同伴,因有关系和背景都被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惟独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建筑队,后来又被调整为锻工。生活的不公,把返城刚给我带来的一点喜悦击得粉碎。我不平、愤怒、抗争,继而又自卑、无奈、彷徨…… 不知何时,心底深处骤然响起了那位老爷爷的话:“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利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于是,我咬紧牙关,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打那以后,任凭风吹日晒,任凭艰难困苦,也决不动摇和退缩。我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当一座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并以其独有的雄伟矗立在人们面前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创造的欢乐。
其实,我原本就是尚待打造的毛坯,只不过是被过早地投入到社会的熔炉,因此必须要经过生活的摔打锤炼。
二
后来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蓝天卫士……飞行员,可是由于身体达不到飞行员的标准,因此只能留在地面仰望蓝天。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一个飞机修理厂从事技术工作。当时“*”还没结束,每周都要安排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可是,那种学习是那样的单调和枯燥。为了能学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我便把学习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于是,每次政治学习时,我便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一些文学作品。就这样,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然而,时隔不久,我的“小聪明”就被分队长发现,他严肃地批评我说,这种行为说轻一点是个认识问题,说重一点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并要求我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不允许看任何与政治学习无关的书。
可我却不服气,递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让他随便翻开哪一页,我便一字不差地给他背下来。在战友们的惊讶中,我又一口气背下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战友们听罢竟兴奋地为我鼓起了掌。这时,分队长的口气便缓和了下来:“光会背了还不行,关键是还得会用才行。”我接着他的话说:“我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那些小说是不是‘大毒草’,这本身就是在应用。”分队长文化程度不高,听我这么一说好像也在理,但又感到与政治学习的氛围不太合拍,可又没法反驳我,便说了句:“那也只能限定在你们小组里。”打那以后,分队长便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与我较真儿了。
梦在高远(3)
后来,新调来的教导员把一些喜欢读书的战士集中起来,组成了业余学习小组,并允许学习小组成员每天在熄灯后学习一小时,以满足大家的读书需求。我自然也被吸收到学习小组。
不久,部队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反投降派”运动。可是,批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水浒》究竟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仅凭小时候听说书人讲的一百单八将的一点印象怎么批?而这种反映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到上面去还真引起了重视。过了不长时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便将《水浒》印发部队供批判用,只不过在序言前面加印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一段批示,和鲁迅先生关于《水浒》的评论。领导要求重点是看后40回,弄清楚投降派的反动嘴脸,然后再从本质上将其批深批透。对于我来说,不在于怎么批,而在于怎么看。我自然是喜欢看前80回了,那一个个鲜活的梁山好汉形象是那样令人畅快和激动。我时常被书里面的情节吸引和感染,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融入其中,有时竟然觉得自己也似乎成了绿林好汉。至于他们招不招安,那我怎么能管得着人家宋朝的事?重要的是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书了,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名着。
初步的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使我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于是,我便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到师部军人俱乐部,借阅许多当时还没开禁并被认为是“大毒草”的书,理由是学习小组要研究批判。好在这个理由比较过硬,因为谁也不敢阻拦对“大毒草”的批判。我便有机会阅读了《诗经》《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牛氓》《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老人与海》等一批中外名着。多亏了教导员在那个特殊年代,破例给大家提供了每天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使我能够利用这些的宝贵时间,完成了我的最初阅读。
时隔不久,我就被调到师修理厂厂部当文书。一天,我接到一份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通知,可我们单位只有一个名额。经群众评议、分队推荐、各党支部讨论,几轮下来就剩下我和另一位江苏籍的农村战士难以定夺。说心里话,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难得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如此,我还是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从工厂入伍的,即使复原回家工作也有保证。可是,对于那位农村兵来说,上大学则完全是改变他命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 于是,我选择了放弃,把机会让给了那位来自农村的战友。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就此却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求学之路。
三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而在这一年,我提干后就被调进师机关,我的人生也随着改革的浪潮而艰难起步。与此同时,我又开始憧憬一个遥远的将军梦……
这期间,军队的工作重点,也初步实现了由“突出政治”向“以战备训练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这时,许多军事院校恢复了对在职干部的培训和轮训,但是并没有解决训用一致的问题,从而使培训和使用严重脱节。往往是真正的骨干由于领导用着顺手,因而也就舍不得放手。或者是遇到开明的领导真的肯把骨干送去院校培训,可是毕业回到部队后却又没了位置,因此只好安排转业。时间一长,便没有人愿意参加培训了。可是,每年的培训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到后来这种培训竟成了派公差,主要是安排那些工作能脱离开的,或闲散人员,或待转业的干部去参加培训。有的干部甚至连年去参加各种培训,以至于都成了参加院校培训的“专业户”。这种状况不仅没能使部队的文化结构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
梦在高远(4)
尽管如此,我还是积极要求参加院校的学习和培训。因为我深信这种训用脱节的状况绝不会持久,并且一定会改变的。更何况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尤其是到机关工作后倍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因此迫切需要争取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是毕业之后失去位置也不怕,只要是能学到知识就行。可是,尽管我的要求迫切,却还是一次次地被师参谋长给挡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向参谋长提出参加院校学习的请求时,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