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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到今天，她的家里关于餐饮就备有三沓名片：一沓是餐厅，一沓是酒吧，一沓是茶馆，她总是有条不紊，总是能给所有人以最熨贴最舒适的安排。更关键的是小缨长得还颇为妩媚：身材清瘦又不失性感，面庞清淡却藏着些浓艳，林黛玉似的低眉顺眼、轻言细语的风格，但又没有黛玉那一脸的愁容和紧蹙的双眉，更没有林妹妹那叫人无所适从的自怨自艾。
SARS过后的那一年初夏，解除警报的人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开始过节似的满街游弋。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小缨也挽着我的手臂，在街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
那一天，小缨穿着一双非常考验脚力的黑色高跟鞋，让本来就苗条的身体似乎又齐刷刷地长出了妖娆的一节，身上则是一条灰白色的有着蕾丝花边的连衣裙，而偏偏，这一黑一灰的端庄之中，小缨梳了一头爆炸式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栗色的长发，长发衬托着她白皙而颀长的脖子，一款酒红的珠宝项链随着小缨的步伐轻轻地在她的胸前跳跃。
熙熙攘攘的街头上，迎面走来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朋友自然是男性，他一边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嘻嘻哈哈地寒暄着，一边用一种雾气朦胧的眼神儿不停地扫描小缨。那男性朋友远去，我不由得对小缨说：“你瞧！我的强项是能很快跟异性处成哥们儿，而你的强项就是开不开口，都能让男人想入非非。”
我的手机响了。我看见手机屏幕上出现“小缨”的字样，我想着这么些年来我和小缨性格迥异却情深似海，想着我们之间种种的生活细节，想着前不久在香港小缨对我身体的那些怀疑，我看着手机在响，没有接。
妹妹（3）
我看看陈卫东，他也正看着我。
我说：“你走吧，我去后花园打电话。”
午饭过后，正是医院里最安静的时候，除了个别还在进行的手术外，所有的治疗都停止了，整个医院都沉浸在一种昏昏欲睡的气氛之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终于拨通了小缨的电话，她此刻还在香港。
“你在哪呢？干吗不接我电话？”小缨上来就说。她说话一向柔声细气，很少见她这么急的。
我说：“你听清楚了，别着急，我现在在妇产医院我得的不是子宫息肉是恶性的我明天就要做手术。”我一口气说完，生怕一停顿就说不下去了，而且，我坚决地不说那个“癌”字。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儿，很快就传来了小缨呜咽的声音，很快，呜咽声渐渐成了肆无忌惮的号啕大哭。
我无能为力，除了让手机听筒离我稍稍远点儿以外，我无能为力。
这时候听筒里小缨开始泣不成声：“我就知道有事儿，实话告诉你，自从你们离开香港之后我就知道要出事儿！你总是这样，洪小冰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这回事儿大了！”
这时候我特别想拍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缨，告诉她没事儿，真没事儿，我好好的呢，可是我的小缨离我却又是千里之遥啊！
听筒里似乎有人在用英文问小缨什么，小缨哭着跟人说：“xiaobing got a cancer！cancer！”
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小缨的英国丈夫chris了。
因为要应付chris，电话那端小缨的哭声有了一些停顿，我终于可以插话了：“我这是早期，可以手术就证明没事儿！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别以为我好欺负，大不了鱼死网破吗？”
“这是毛主席说的么？”洪小缨破涕为笑了。
“这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说的。”
我笑着说，可是眼泪终于没能忍住，落了我一脸一身。
我忘了我和小缨是谁先挂的电话，又是怎么挂的电话。我只知道在2005年1月份我濒死的日子里，小缨寸步不离日夜守候在我的身边，我要告诉大家，我能活过来，和我的这个妹妹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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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枪（1）
24小时不关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倒不是说我真的就日理万机到了那个地步，我只是养成了时时刻刻揪着心的习惯。公司里、我自己的小家里、我的父母家里、我的朋友那里似乎都有没完没了的事儿需要我操心。可是细想想，所有需要我揪着心的任何事任何人里唯独没有我自己。
2004年的6月3日凌晨4点，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是梦还是醒，手机在我的枕边一遍一遍地震动，直到我彻底清醒过来。我伸手拿过手机，一看是小缨，忍不住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老替我揪着心的人里，我的这个妹妹首当其冲。
听筒里的小缨压低了嗓门：“你这是睡了一觉了还是根本没睡过啊？”
我反问她：“那你呢？你睡没睡？”
小缨说：“我睡不着，过会儿你就手术了，我也过不来；我已经告诉小蔷了，她已经请好假中午过来陪你手术。”
我说：“你别瞎操心了！我没事儿的，小蔷忙就不用来了。”
小缨在电话那头一定撇着嘴：“得了吧你，你就别管了。这次该接受教训了吧，别什么都不当回事儿，你还以为自己是运动员呢。”
我说：“就算是那也是业余的啊。”
估计小缨嘴撇得更厉害了：“业余运动员也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还吃老本儿，老本儿早都吃光了。”
我有点儿兴奋起来：“哎呀，我这不正准备手术恢复之后就健身嘛，我们这些常年坐办公室、常年打电脑的知识青年们，早该运动啦！等出了院，我就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小缨也抬高了声调：“拉倒吧你，手术还没做，就又想着上班的事了。你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轻轻笑出了声。
23床默默地翻了个身，22床紧跟着“吭吭”了两声。
我赶紧收住声音，压低嗓门：“我这儿有病友睡觉呢！”
“好吧，拜拜。”我们笑着挂了电话。我轻轻掀开窗帘的一角，天空已经微微地泛着些亮光了。我又轻轻地推开紧闭的窗户，户外的空气有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新鲜的味道！
我浑身一激灵，心里竟然有了激动的感觉！我要迎接的似乎不是什么冰凉的手术台，而是一次春游一次旅行一次冒险一次……总之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又不可预测的充满了刺激的行程！
2004年6月3日凌晨5点30分，我仍旧坐在床前面对着窗外渐渐明媚和忙碌起来的清晨。我的大脑里不断变换闪烁着各种不规则的没有规律的画面：这些画面忽而是一群小学生春游，忽而是一群大学生长跑，忽而是一大堆上班族拥挤在写字楼的电梯里，忽而又是高山叠着湖水丛林映照天空，忽而还是一匹白色的骏马横穿都市中的斑马线时迎面过来一群盲人，而所有的这些画面都一概明亮耀眼！
护士小张轻轻地拍了拍我，我猛一回头，回到现实中。
小张是来给我灌肠的，灌肠就是用肥皂水清洗肠子。
“灌完以后，尽量坚持，坚持的时间越久越好。”小张护士边给我灌，边嘱咐我：“而且千万记住，不能吃也不能喝！”
8点30分，我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后我将在这里度过三天。护士推来轮椅要把我推走，我坚决拒绝了轮椅，坚持自己爬上位于五楼的手术室。
8点40分，我被要求重新换上一套病号服，在重症监护病房靠窗的病床上等候。我坐在床沿上严阵以待，心里有点儿紧张，不像是害怕，倒像是有点儿兴奋，那心情类似于运动会上从检录处走向跑道时的心情。我对自己说，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只等发令枪一响，我的心脏就要开始正常的工作了！不过手术有麻醉，我可能听不到那一声清脆的枪响就晕菜了。
我正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胸脯，用以平静加速跳动的心脏，躺在另一张床上的病人坐了起来！这儿可是重症监护病房啊，就是说这个坐起来的病人手术还没超过三天呢！可是看她翻身起床的动作却非常麻利和连贯！我有点儿不相信她是个重症监护的病人，突然，她开了腔：
温柔一枪（2）
“挺紧张的吧你？没事儿的！我上手术台之前比你还紧张呢，直筛糠，呵！幸亏做了导尿，不然我估计都得尿裤子！哈哈哈，可是你看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睡一觉就回这儿来了。”
她的大嗓门儿让我倏地想到一个人，我惊讶起来：“你就是二病区的那个‘不平等条约’！”
她愣了一下：“哟！你怎么知道的？一看你就是个文化人儿，文化人儿就是神通广大。”说着她又笑起来。
我不自觉地使劲看着她的肚子，似乎是怕刚刚做完手术的她把肚子给笑破了！
她呢，索性自豪地拍拍肚子：“来来！看！尽管看！你想看伤口吧？”说着她就动手要掀开她的病号服。
我就尴尬起来，真是来都来不及地尴尬起来：“别别，不不不，我不看！不看！”
“看吧看吧，都是女的，怕什么呀！”
我还是头一次面对这么直白的邀请，其实我真有点儿想观摩一下她的伤口，可又觉得她于我而言还几乎是个陌生人呢！
“你们文化人儿就是脸皮儿薄，不看就不看吧，反正我就想告诉你，动完手术就没事儿了！这么大的医院哪能随便死人呢！”
“不平等条约”放下了她的衣服。她刚刚掀起的病号服的一角里露出了白色的肌肤，我根本没看见她的伤口，我就看见一片稍纵即逝的白色的肌肤，那肌肤上曾经有过的青春，我想也是这么稍纵即逝了的，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不平等条约”，可我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这样一个女人，大概年龄在45岁上下，乳房微微下垂了，小肚子微微隆起了，脖颈上不深不浅地有几道白净的皱纹，脸上远远近近地点着些淡黄的雀斑。头发烫过了，却没法叫人记住那是个什么发型，眉毛是用古老的文眉术修理过的，却叫人不觉得有什么美感，眼睛里燃烧着淡蓝色的火焰，可毕竟是蒙着一层浑浊的灰色的幕布。岁月在她身上匆匆掠过，不慌不忙地留下了一些痕迹，她的身体不再有任何新鲜的味道，但是笼罩其上的家常的琐屑的卑微的光亮却持久而充满韧性。
我实在无法准确地描绘出“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形象，因为她太通俗，通俗到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着她，但是我却时常想起她来，想到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大嗓门儿、她的直白、她的乐观，她在我手术前的那一刻不经意就给了我的勇气。
我想我很难再遇见她，也不太可能找到她。生活中这样的女人太多太多，如果上天有眼，我祈求您善待所有普通的女人，要了解她们曾经的青春和美丽，是叫那些不屈不挠的日子给一毫米一毫米吞噬了的，她们，本也不愿意变得老而且丑，可是面对岁月，她们认命认得比谁都从容。
护士长进来（“不平等条约”告诉我看她的护士帽上的横杠杠就知道她是护士长），听到我们的说笑，她像面对孩子似的说：“是不是像一年级的小学生第一次春游似的？”
我使劲儿点头，就是这种感觉。
护士长又给我普及了一下早期宫颈癌的医学知识，她的慢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