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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劲儿点头，就是这种感觉。
护士长又给我普及了一下早期宫颈癌的医学知识，她的慢条斯理让我完全平静下来，然后，她让我到隔壁房间插尿管、换衣服，再到楼道对面的手术室等待手术。
从重症监护病房来到手术室正式开始实施手术，要经过略显狭窄的楼道。当时楼道里站着陈卫东、易菁、洪小蔷，他们要在这里等候我的手术结果，要等三个半小时。我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楼道里的光线来源，我得到的印象是：陈卫东、易菁、洪小蔷全都逆光站立。因此，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但也有可能事实是我根本没有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有可能就是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他们的充满了复杂情感的目光，弥散在被我当成逆光的光线中。我低着头，走过去，似乎他们都不存在，而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叫住我。
后来，我曾经几次想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当时怎么谁都没有叫住我说点儿什么呢？万一我进了手术室就出不来了呢！
温柔一枪（3）
可是我没有问，直到此刻我坐在这儿写这本书，也仍旧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人问出这个问题。我想今生我也不会再去向他们问出这个问题，我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每一个人爱的光芒而浸透，我的任何问题不都是多余的吗？
2004年6月3日早晨9点钟，手术室对开的大门，在我的眼前，打开，又关上。
我没有激动没有流泪我心无旁骛，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
但等待起跑的过程却有些漫长。
那是因为我必须先赤条条地躺在手术台上才能等到那真正的发令枪！
是的，我赤条条地躺在了手术台上。因为要麻醉，所以病人被要求除去所有的衣服、首饰，包括假牙（当然我没有）。
整个房间里就只有这一张手术台，空空荡荡，到处都闪烁着金属器械凄清的光泽。
我赤条条地躺着，六月天里，我忽然就感到冷，是冷冷清清的那样一种冷。
我一个人，一丝不挂。
我想起身看看自己的身体，我想看清楚我每一寸皮肤下有多少毛细血管有多少神经末梢，有多少脂肪、多少肌肉、多少骨骼，那些心肝脾胃肾们又都是什么表情！
我一个人啊，一丝不挂，孤独地躺着。我这是要去哪里？你们要把我送去哪里？我还回得来吗？我的身体要是回不来了我的灵魂还能回来吗？灵魂是不是一股清烟呢？据说灵魂只有21克，灵魂这东西能看见你们吗？能看见我的亲人们、我的小儿子吗？
能吗？
眼泪就流出来了。
眼泪有温度有味道，是人间的温度和味道啊。
然后，静静地进来了一个人，是麻醉师，他全副武装着，所以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他让我侧卧，身体蜷起，像煮熟的大虾一样。他的手碰到我的身体，冰凉的，我打个冷战，大虾打开了。
“这样不行，我要把针扎到你的第四到第五腰椎之间，扎不准很危险的。”他用极温和的声音威胁我。
“我怕痒。”我想笑笑，但没成功。
但是他成功了，我平躺过来。
我感觉身体从上到下慢慢麻木了，麻了，腿抬不起来了，木了，连脚指头都动不了了。一会儿，他用什么东西在我的身体上划了一下，然后问我：“是锐器还是钝器？”怕我听不懂，他又解释：“是像木棍儿划的还是像小刀儿剌的？”
“钝器，木棍。”说的同时，我抬抬头，看看自己已经麻木的脚。
抬头的时候原本存在眼睛里的眼泪就“啪哒”落了一颗到我的胸前。
麻醉师用他戴着手套也看得出十分修长的手指，极其轻巧地把我落在胸前的那一滴泪珠抹了抹，然后，他没有任何铺垫地说了一句话，他用极其温和的宽厚的磁性的充满无限男性魅力的能够通杀女生和师奶的声音（也许是我当时的错觉），对我说：
“觉得委屈是吗？”
我当下，鼻子势不可挡地再次酸起来，但是紧接着身体软起来，心灵软起来，泪水软起来软到没有力气流出来。我，被深深地麻醉了，我终于没能听见那温柔的一枪！
叫醒（1）
我飞起来了，乘坐的是一条空中飞毯。飞毯上有一张画，画纸是用水浸湿了的，上面有两个小小的人。这两个小人儿并肩而坐，看不见表情却紧紧相偎。一阵风吹过来，将飞毯上的画吹到我的脸上，我迎风从自己的脸上揭下这张画，一看，画的背面有我写的一行小小的字：嘟嘟和妈妈，嘟嘟画于2004年3月13日。
我把画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但是很快我就感到有一双手在拽我胸前的这幅画，轻轻地但是很坚决地拽着。
我看不见这双手也看不见这个人。我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是我儿子的画，画的是我和儿子，谁这么固执地非要把这幅画拽走而且还将自己隐藏起来呢？
我正有些纳闷，就又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从远离飞毯的另一端一声紧似一声地传过来。这声音越来越大，我被吵得有点儿心烦意乱，我乘坐的飞毯似乎很能领会我的心情，它也不再高飞而是随着我的心一点一点地降低。
我觉得伴随着空旷的“砰”的一声，我和我的飞毯着陆了。
我睁开眼睛，我的眼睛似乎是被我落地的声响给震开的，因此被强行打开之后双眼立刻又无力地合上了。
“洪小冰！洪小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刚才明明睁了一下眼睛，来，你再喊喊她。”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洪小冰！洪小冰！”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这声音真是不屈不挠，好吧，那我就睁开眼睛吧。
我使了使劲儿，似乎眼皮上堆积了许多的尘埃，我努力睁开了双眼却发现眼前是一团白色的东西！我重新聚了聚焦，发现那一团白色的东西里面还有一颗闪亮的黑珍珠！这一黑一白异常分明又十分耀眼，我的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于是就又合上了。
“又睁了一下，还叫吗？”那个女孩子问。
“再叫一次吧。”那个男的说。
“洪小冰！洪小冰！”这回是男的叫一声女孩子叫一声。
我心里笑了笑，这一男一女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不肯让我多闭会儿眼。我累我特别累，你们知道吗？我飞了很长一段路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累死了！我在心里跟他们说。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睁开眼睛。
这一次我看明白了，那黑白相间的东西不是别的，是一双十分干净的眼睛。这双干净的眼睛长在那个年轻的男人的脸上，他身边的女孩子更加年轻。
“他是你手术的麻醉师！手术后必须要叫醒你。”女孩子说。
麻醉师？我困惑。
女孩子就拿起我的手，一边把盖在我身上的绿色被单的一角坚决地但是轻轻地从我手上抽离。一边说：“我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姓孙。”
我努力地抬抬头，发现我的身上并没有什么飞毯也没有嘟嘟的那幅画，我手里攥着的其实是手术室里绿色的被单。我有点儿明白过来了：我的手术大概做完了，我在飞毯上飞来飞去之前确实是躺在手术台上来着。
“好了，没问题了。”那个男麻醉师放心地说。哦！我看一眼年轻的麻醉师，你就是那个问我是不是觉得委屈，叫我在失去知觉前一刻还泪流满面的麻醉师啊！手术前我都没有看清楚你的样子呢。
我张开嘴：“嗯！”但是声音好像蚊子叫，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如果困就再睡一会。”麻醉师说着，跟护士点点头，出去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口。我看见护士小孙身后的陈卫东、易菁和洪小蔷。我觉得他们都在冲着我笑。这时候一阵前所未有的倦意袭上我的身体，我就觉得特别的累，说不出来的累，那种感觉好像我从出生到那一刻就没有睡过觉，不仅没睡过觉还一直在做着登山或者飞行这种超出一个正常人体能极限的运动。
我不想又一次失去知觉，我特别努力地抬着眼皮，但是我的身体无法遏止地滑进了睡眠的松软的海绵里。还好我的大脑似乎并没有进入深睡状态，它像一个加上了柔光镜的照相机镜头，记录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
叫醒（2）
比如：我身上盖着一层又一层手术室绿色的被单，打开被单，除了腹部刀口裹着的腹带，我赤条条地被陈卫东、易菁、洪小蔷和孙护士合力抱到病床上（这叫过床）；
又比如：护士们麻利地给我检查后背插着的镇痛泵、接上心电监护、吸上氧气、把尿袋固定在床边以保留尿管畅通、调节静脉输液的点滴速度、右手青霉素皮试。
再比如：我听见小孙说：“患者从现在开始需要去枕平卧6个小时，这儿的一切都有我们护士照料，家属可以离开了。”于是陈卫东、易菁、洪小蔷前前后后地离开。
陈卫东的脚步声最重，因为他个子高脚大还是个男的；洪小蔷的脚步声也不算轻，但是因为她个头矮脚步的频率明显加快，就好像她平常说话一样干脆而结实，没什么废话每一句都非常实用；而易菁的脚步声听上去就有点儿旖旎，欲走还留欲语还休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
“走吧易菁，别影响人家护士工作了。”这是陈卫东说的，他声音喑哑，听起来很疲倦很憔悴。
然后就是护士们在我的身边来回穿梭，她们端着各种形状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形状的大小玻璃器皿。
“洪小冰，现在输安灭菌，消炎的，预防术后感染。”
“洪小冰，现在输止血敏，是术后止血用的。”
“洪小冰，现在是18点30分了，我们来给你进行晚间护理。”
于是热水泡脚、会阴清洗、更换尿垫和尿袋。
每次护士们叫我，我都会象征性地抬一下眼皮，用我自己都听不太清楚的声音“嗯”一声，就又昏昏睡去。
有一个人似乎忍了很久了，用浓重的东北腔说：“小孙护士，你说这人咋这么能睡呢？这大半天儿的，我都没见她醒过。”
“她可能太累了。”小孙护士轻轻地挪动我的身体，轻轻地说：“她的手术比你大多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哦，那个好奇的有东北口音的人也是个刚刚手术完的病人，她显然对小孙护士的回答不满意：“整不明白，你说她啥时候才能醒呐？”
小孙护士笑了，学着她的东北腔说：“你自己整明白自己就行了。”
“嗯哪！”好奇的东北人就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嘎嘎乐起来。
这样的笑声，让我觉得这个被叫做重症监护室的地方气息生动而且温暖。
我赶紧说：“你们别笑了，我得补觉；我可有时间睡觉了，我要睡他个昏天黑地啊。”当然我只能在心里跟她们说。
真正清醒的时刻是在术后第一天的清晨。 2004年6月4日清晨6点钟，护士来叫醒我准备做常规护理的时候。那一刻，我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墙上的时钟第一时间进入我的双眼，我的脑子里倏地蹦出“时光飞逝如电”这么几个字，然后我便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飞也似的把我从确诊到手术的所有历程都过了一遍。我想清楚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麻醉和手术都没有让我致残致死。
这让我的心兴奋起来。
我想我应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