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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嘿”，洪小缨忍不住笑出声，“都探讨什么了？”
“刚说到台海战争。鉴于阿扁的不自量力，我认为应该给他点儿颜色看看，我正发愁我的死轻于鸿毛呢，我要上前线！我要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那你接着探讨吧。” 洪小缨笑着挂上电话。
三个电话让我兴奋，也让我有点儿喘。我坐在椅子上，边休息着，边环顾有些凌乱的客厅。我鼓足干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开始和保姆一齐动手打扫卫生。我蹲不住，就坐在地板上用抹布一点儿一点儿把白色的木地板擦干净。一边擦我一边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按照我的计划，擦完地板我应该洗个澡，洗完澡我应该检查一下冰箱里有什么，并且跟保姆确定一下晚饭的内容，然后我应该给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重点的是要给我亲爱的小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妈妈出院了，妈妈晚上就会开车去姥姥姥爷家里接你回家……
但是当我把最后一块儿地板擦干净，听完最后一个电话，突然就晕眩起来。保姆不得不把我扶到了床上，我躺着、喘息着，明白了我之前的计划眼前只能全是想象，我要面对的不是一场感冒发烧而是一场远没有结束的大战役……
结果是我这么迷迷糊糊地在床上睡到第二天早上，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是有着典雅暗花图案的白色床单和被罩，是洒满明媚阳光的露台和露台上那把悠闲的躺椅。
我洗了澡，准确地说就是冲个澡。换好衣服后，我坐在阳台的躺椅上小憩，小茶几上还摆着一摞儿子的相册，那还是我住院前放在这儿的。拿过相册，我翻看着儿子的照片，端详着，一个月前的场景历历在目。
一个月没见儿子了，这是我们母子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个月，对我来说仿佛一个世纪。我起身站在窗前，眼前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是繁忙的马路和热闹的市场，一只文静的画眉鸟独自优雅地散步在小区的绿地上，我看着这一切，感激着眼前美好的生活，心仿佛插上洁白的翅膀，飞向儿子的身边。
嘟嘟不到两岁时，对马桶产生强烈兴趣，不管谁上厕所，他都要等在一边，然后由他冲马桶。他会饶有兴趣地看着水流“哗”地冲下，然后好奇地歪着小脑袋，做思考状。如果没人阻止，他会再次按下冲水钮，然后重复刚才的动作。姥爷修小椅子时，嘟嘟认真地在旁边观察，然后时不时就放倒小椅子，用他的玩具锤子敲敲打打。姥爷说他是小小工程师。一个月没见，不知道嘟嘟现在又对什么感兴趣了。
尽管思念儿子，但我知道，我必须把身体调养好才能去见儿子，于是每天我小心翼翼同时严格遵照医嘱，按时吃药、进补、吃饭。真的是没胃口，但我仍然强迫自己每天到餐厅吃饭，就当吃饭是吃药，饭总比药好吃吧。我记得不止一个病友说过：化疗的人一定要嘴壮！
这沸腾的生活啊（3）
从卧室到餐厅，要走10步。我拒绝保姆把饭端到卧室，而是坚持到餐厅吃饭、吃药，就想强迫自己多活动。“1、2、3、4、5、6、7……”每天三次，我都要这样：心里数着数，步履蹒跚地挪到餐桌边。
每天吃药时，我坚持自己出来接水。我在餐厅角落的饮水机旁，摆放一把椅子，等候水杯注满的片刻，我就要在这把椅子上休息，准确地说就是喘息一会儿，然后端着水杯，心里数着数，再步履蹒跚地挪回卧室。
过了大约一星期，查过两次血常规：3300、3600，白细胞逐渐上升，我放心了，决定回父母家看儿子。住院期间我一直以各种理由不让父母来医院，所以我的父母并不知道我的真实病情。
是儿子给我开的门。儿子已经会开门、锁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了，孩子的成长总是让人惊喜。见到我，儿子竟然是有些陌生，他往后躲了躲，我的心跟着紧了一紧。
“嘟嘟——”我百感交集地叫了一声儿子的乳名。
“是你呀？呵呵，你怎么回来了？”儿子学着大人的腔调，很外交地问。
“是谁呀？”客厅里姥姥在问。
“是妈妈回来了！”儿子扭转他的小身子，边回答边从玄关跑回客厅。
我回身缓缓关上大门。我缓缓地关门是因为我要使劲闭上眼睛，把即将涌出的泪水顶回去。我在玄关换上拖鞋，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尽量地抖擞精神，走进客厅。
沙发上，嘟嘟正跟姥姥一起学英语呢。
老妈用探寻的眼神打量着我。“基本上没事儿了。”我故作轻松。不知道是我的语气有点儿犹疑，还是我躲闪的眼神让老妈起了疑，她继续打量着我，“真没事儿了？”
我躲开妈妈的目光，“嗯，没什么事儿了，过些日子再复查一下就行了。”
嘟嘟用小手扳过姥姥的脸，“姥姥，香蕉是补丫丫（banana），你说。”
老妈终于低下头跟嘟嘟一起说：“香蕉是补丫丫（banana）。”
姥姥跟着嘟嘟一起大舌头，我不禁哑然失笑，把儿子抱在怀里，纠正道：“香蕉是banana。”
出去买菜的老爸回来了，嘟嘟抢着告诉姥爷：“妈妈回来了。”
不等他问，我就说：“没什么大事儿了，过几天再复查一下就行了。”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在盘算，这个谎怎么圆。其实我很讨厌撒谎，因为你撒了一个谎，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那一个谎，因此你就必须时刻记得你所撒的每一个谎，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攻自破，从而前功尽弃。但是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管他呢，得过且过吧，到时候再说。我咬咬牙，下定决心把这个谎继续撒下去。
平常，父母已经习惯我嘻嘻哈哈的样子，但这次他们似乎将信将疑。所以我更要十分努力地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打消他们的疑虑。我因此显得有点儿疲惫，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你们看看我的伤口吧。”我用极不情愿的口吻说，老妈还有保姆齐齐站在床边，我郑重其事地躺下，撩起衣服，露出将近一尺的刀口。
“看吧。”我有点儿嬉皮笑脸地说，我想通过我的不在乎来打消他们的疑虑。
“啧——”老妈只“啧”了一声，就见她的嘴角开始撇下去，一直撇下去，收不回来了，要哭了。爱哭这一点洪小缨倒是完全地继承了。
不能哭，不能为已经过去了的伤痛难过。“嗨，嗨嗨”，我及时打断，不让她的嘴角再往下撇。
“看完了吗？看够了吗？我要收了啊，要不一会儿该着凉拉稀了。”
老妈反应过来，把衣服给我拉下来，盖好，并在我的腹部轻轻地按压了一会儿。
我垂下眼帘，看着，妈老了，但大概是因为胖，她的手没什么皱纹，就是有点儿干。隔着衣服，我仍然感到她的手很温暖，不像洪小缨，什么时候都是手脚冰凉。
妈妈温暖的手让我想起洪小缨冰凉的小手儿。小时候她为了取暖，经常把她冰凉的小手、小脚伸到我的被窝儿里、放在我的肚皮上，并且她近乎哀求的眼神和语气让我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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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沸腾的生活啊（4）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会撒娇的孩子，这一点我跟洪小缨大相径庭。其实我小时候曾经十分渴望有一个或者几个哥哥，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明白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之后，我就把自己当成两个妹妹的大哥。我会帮小妹跟男孩子打架，我希望我能弥补我的妹妹没有哥哥的遗憾；加上英雄人物的影响，我在童年的自我定位是长大要当英雄的，儿女情长的东西要尽力压制。
更因为我认为英雄是流血不流泪的，所以我要用坚强的意志击败来自遗传的发达的泪腺；有泪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流！我小时候常被家中长辈称作“拧种”、“倔驴”，因而经常挨打，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我哭，因为我只在厕所哭。
医生说过，化疗后10天左右，反应会加重，头发开始脱落，白细胞会降到最低，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当我在父母家里住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天的早上我梳头，突然，头发大把脱落，大把大把的……那似乎不是我的头发，那似乎就是一丛一丛不相干的别人的发丝硬堆砌在我的脑袋上，别说用梳子了，就是用手轻轻一捋，头发就会一泻千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化疗的反应终于出现了。我悄悄地用手捡起洗脸池周围的长发，悄悄地把它们藏进垃圾桶里。
下午，我以天热为由出去理发。我巡视了好几家发型屋，还是找了一家最大的进去了。虽然过不了几天头发都会掉光，但我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持一个好形象。我很是隆重地从发型书里挑选着想要的发式。
发型师开始剪发了，随着剪刀的“咔嚓”声，一绺又一绺染过的黄褐色的发丝从我身上无声地滑落，我定睛看着地板，每滑落一绺发丝，我都仿佛听到一声叹息。我在心里向这些被化疗药伤害的发丝们告别，在它们行将脱落之前，我先把它们剪掉了，我竟然感到有些悲壮。
我看着镜子里有些陌生的自己，甩甩头，一身轻松，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发型屋。
妈妈很喜欢我的短发造型，“这多清爽，看着就凉快儿。”我心里跟她调侃：“过几天就更凉快儿了。”我照照镜子，还别说，我还挺适合梳短发的，看着很利索。
趁着儿子还没醒，我敷衍了事地向父母告别，然后悄悄地离去，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该露馅儿了。离开父母家门的那一刻，我身后有些灼热的感觉，我心里明白那是老爸的眼神。
我开车往自己家里走，第一战役胜利结束的喜悦这么快就过去了，“化疗”两个字像两把重锤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心灵里来回捶打。我想我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化疗的第一战役刚刚结束，第二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战斗会越来越艰苦、越来越难打的。
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手拉手走在人行横道线上，夏日阳光里的孩子们像海滩上的珍珠一般纯洁而又璀璨。我悄悄地落泪了，为了刚才只能悄悄地离开儿子……
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1）
7月14日，我再次入院，进行第二次化疗。
陈卫东送我到医院大门口，因为停车实在困难，我就让他搬下我的整理箱，然后开车直接走了。我抱着整理箱，独自走进病房。
我回来了，两周前我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如今竟然是有点儿亲切感的。还是护士小张给我做入院宣教，我笑着说：“不用了，我都知道。”她也笑了。
熟悉的环境还有熟悉的病友：对面病房那个18岁的女孩也回来了，原来她叫纤纤，她的爸爸在楼道里跟我打招呼，有点儿像老邻居的感觉。熟悉的、不熟悉的“新老邻居”都冲着我含笑点头。
似乎是巧合，也似乎是肿瘤科的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特别厚爱，我仍旧住进了原来的病房，我仍旧成为最初的那个24床。
病房里，何欢还在，她接受放疗已经半个月了。见我回来，异常高兴：“你可回来了，我都闷死了。”说着还有意无意地冲22床撇撇嘴。
李老太太是在我出院的次日紧跟着就出院了，因此现在的22床是我们病房的新人。但是跟何欢相处应该也快两周了，看何欢的表情，两人似乎交流不多。
小张进来，递给我病号服。何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