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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终于亮了。前途未卜的一天又开始了。
从且末起，我用“掌中宝”（微型摄像机）拍下了旅途情况。这一路，不论便车还是班车，到处回荡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歌声。在流行歌曲方面，塔里木比北京慢了不止半拍。不过这完全失去了弹性和张力的凄凉、寂寞的歌子，倒是非常切合我此刻的心境。
抵达若羌县城，我就住在36团办事处。
1992年5月1日，我是在米兰镇度过的。这是我第三次来米兰。尽管我可以算是米兰的老熟人了，可是走在36团团部的街道上，仍有一种“外乡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寂寞团场的青年人会怎样看待我，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只是感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召，感到自己仿佛长久悬在了空中，而想尽快脚踏实地。米兰就是这块可以承纳我的地方。
几个愉快、友好的孩子把我引到库万家门口。我记住了孩子们的名字：居玛尔、萨迪克、阿曼。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1986年。那只是匆匆忙忙的礼节性拜访。库万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的第一句话是：“北京的花都开了！”
我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忽然明白，他一定是从电视里看到了北京庆祝“五一”的实况。我注意到这次来米兰镇，不少人家的屋后都竖起了电视天线。这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请这些罗布老人到库尔勒、乌鲁木齐、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几年后时机成熟时库万却不在世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4）
这次获悉，我1984年8月见过的艾买提已于1989年去世，享年94岁，随着他的去世，米兰的罗布人已经没有谁还记得那“末代楼兰王”——清廷世袭五品伯克昆其康其人。
在热合曼家，我度过了一个充满家庭温馨的春夜。架上的葡萄正在灌浆，两只小羊羔静静地吃着青草。一辆卡车从院墙外哐哐当当地驶过，但它对院内的人毫无影响。在一碗碗砖茶的酝酿下，许多本已遗忘的在阿不旦居住时的往事，又回到了老人的眼前。
这次对罗布人的采访最大的收获是，热合曼告诉我，在20年代罗布人放弃阿不旦，举村迁往米兰后，他和一些乡亲们还回到过阿不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阿不旦的放弃过程曾有过反复。这个被遗忘的、此前从未有提及的“细节”，可以对20世纪罗布人的历史作出形象、具体的说明。
望着炉中的火焰，热合曼捧起茶碗缓缓说，大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干涸几年的阿不旦河突然复活了，浑浊的波涛蜂拥着挤进快要干透的河床。阿不旦河两岸的胡杨、红柳恢复了蓬勃生机，大片草滩又绿意盎然。刚迁居米兰的罗布人一直心存返回故地的念头。阿不旦河回归了，罗布人的故土之恋也随之复活了。热合曼和十几个乡亲，率先重返阿不旦。但这次河水重来只是“回光返照”，中断的生活已经接续不起来了。他们盼望奇迹再次出现，固执地守在日见荒废的阿不旦，不肯离去。直到阿不旦河又突然不辞而别，渔村阿不旦再次成为无人认领的“弃婴”，这一带彻底沦作荒漠，才最终放弃了这个在罗布荒原存在着罗布人的象征。
热合曼又说，在这以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的某一年，有一点点水又流进已经起沙的阿不旦河的河床。已经是米兰乡居民的罗布人奔走相告，人们络绎到河边探视，纷纷做着再回阿不旦村的准备。可这次更令人失望，重归的河水甚至连阿不旦村也没有流到，连河底也没有浸湿，就完全断流。
这次，我和库万、热合曼谈得最多的是在阿不旦时期罗布人的生活。
对于童年，他们印象颇深的是只要一下水就绊腿的、吃不完的鱼。妇女们带着孩子，把瞪着眼睛的半人长的大鱼埋在沙子里脱水，再将脱过水的鱼干悬挂在迎风的萨特玛。他们用红柳木叉烤鱼，用微咸的湖水清蒸鱼，菖蒲的蒲黄拌上鱼油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一道特色菜。鱼皮能够制作种类繁多的日用品……鱼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红柳制成缝衣针。连伯克定期到库尔勒去拜见清廷派驻的办事大臣，奉献给清廷的贡品野物，也得带上足够的鱼干作为干粮。作为罗布人，贡品当然是象征性的：天鹅的羽毛，水獭皮张，诸如此类而已。罗布人中相传，吃五谷杂粮会大吐不止，而且有违祖辈相沿的习俗。所以这种主食品种的改变，想必是一个痛苦的、一再反复的过程。
如果罗布泊还有水，如果罗布人还能打到鱼，他们会主动依赖于农耕吗？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水少了，鱼也日见稀疏。为维持生计，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间阿不旦最后的村民却不得不向附近的邻人学习谋生技艺。他们从米兰、英苏、阿拉干的维吾尔人村落买回牛羊，也想试试家养。但放了一段时间，这些家畜就成了“野生动物”，还得靠一场紧张的狩猎，才能吃上牛羊肉，喝上牛羊奶。而据有的探险家记述，在罗布人的村落曾见到过老野猪就在居民的房前屋后觅食，这让外来人不禁要产生错觉，以为罗布荒原的野猪有一定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逃归自然的家养的猪后裔。罗布人的生活所需都是取自身边，针是红柳针，斧头是石斧，衣服是水鸟羽绒或罗布麻织就。房屋是芦苇和土坯垒起……而外人难以进入的罗布荒原，就是他们的避秦桃源！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5）
我所接触过的罗布老人都曾告诉我，罗布人本是相戒不与附近的其他居民来往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自相婚娶，并认定与外人接触会带来天花。他们无法抗拒的，是外来的传染病。
虽然时过百年，但是听罗布老人谈起清代的一次瘟疫，还让人毛骨悚然。如果哪个村落有人患病，大家就齐聚路口，把村落封闭起来，哪怕是飞禽走兽也是只进无出，外逃就乱棍打死。
据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经天山到罗布泊》一书记述，在他1876年抵达罗布荒原的20年之前，罗布人当中曾流行过一场灭绝性的传染病——天花。这样说来，可以推知罗布人的这场劫难应该发生在清咸丰六年（1856）前后。
看来，天花是罗布人进入近代社会的一大代价。在我第一次环游塔里木时，一位50年代初曾在米兰等地搞过土改的老人告诉我，当年罗布人村落里没有得过天花的人简直寥若晨星。而据清朝的文献记载，在罗布荒原的瘟疫之后，当地政府清点过户口，给每个幸存者发放一匹红布为贺。
我问库万老人，是否记得这回事。
他略带苦涩地说：“按班派的人不敢和我们直接接触，怕传染，只是悄悄靠近村子，守候在村头的胡杨林里。等到天亮，见到哪个萨特玛升起炊烟，就在门上挂一条红布。事后数数挂了多少条红布，就是还剩有多少户罗布人躲过了劫难！”
一匹红布？一条红布？
我相信库万的回忆是正确的。
楼兰王国立国的七八百年间，在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碰撞中，楼兰民族经历了发展、衰微、跌宕、迷茫，绝境求生……种种令人困扰但挥之不去的过程，并以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确立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楼兰王国国灭祀绝，罗布人与罗布泊生死相依，又度过十几个世纪的黯淡无光的岁月。
罗布人世代逐水而居，而罗布泊是交替游移于南北两个湖盆。西南的喀拉库顺干涸了，东北的古罗布泊就在同时复苏了。我分别问过库万和热合曼，20世纪20年代放弃阿不旦时，他们为什么不与湖水一同北返，择居古罗布泊岸边的故地呢？为什么要在米兰定居？
他们回答：北边没有水很久很久了，植被都早就死绝。当时不可能搬回北方居住。而米兰在阿不旦河的上游，1928年左右重新来过水，更使他们一直不相信世代相依的阿不旦河真的就一去不回，“储藏”着他们的憧憬、愿望和秘闻的喀拉库顺真的就不辞而别。所以，他们宁愿守在米兰，等阿不旦河“迷途知返”。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整个罗布荒原滴水全无。
啊！与罗布泊世代相依的罗布人呀！
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的罗布人！在死守和离去之间徘徊的、最后的罗布人！
……
第二天，原准备再次探访阿不旦。我租了一辆吉普，想计算一下往返用的时间，如果来得及，在10月要安排国际探险考察队去阿不旦。我就是为了会议打前站而来。但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天的天气情况不允许我们前往东方的沙漠。
离开米兰时，我告诉库万和热合曼说，10月我还会来看望他们。在这时，我们都觉得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8年间仅有三次，可已经成为互相常常挂念在心的老朋友了。
离开米兰，天宇像是快要放晴。我一路北行，从路经的地方就知道这是古丝路相当重要的一段：罗布庄、考干、阿拉干、英苏、铁干里克……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6）
一觉醒来，班车停在某个繁荣的西北小镇。我从车窗伸出头，迷迷糊糊地问路人：“喂，老乡，这是什么地方？”
“31团，”有个河南人回答，“英格可力。”
“英格可力？”难道这就是兵团31团团部所在地英格可力？
我思考了几分钟，主要是把自己所余的时间作了一番精密计算。我站起身，向同座的旅伴道了别，就下了车。
在31团的招待所登记了房间，我没费多大事就打听到怎么可以前往31团场的11连。
从团场驻地到11连只有四五公里远吧。路况不错。11连是一个自然村，前些年命名为“英库勒”。这里就是当年英格可力地方的行政中心，也是英格可力伯克的住所。可是，如今在整个31团已经见不到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兵团组建时，当地居民整个搬迁到了塔里木乡。目前11连——英库勒不但没有伯克的后裔，没有可资询问的老人，连当年的土屋都早就寸土无存了。
在丁字路口，一个农民牵着壮硕的耕牛到渠边饮水。那牛像患肺气肿的老人，胸腔里拉着“风箱”，而且竟如同人一样不住地咳嗽。面对浑黄的渠水，牛昂起头，低声哞哞叫着，使劲瞅着自己的尾巴。
卵石铺就的水渠被积沙挤成窄窄的一条，林带就像刚刚遭到一场肆无忌惮的、不规则的盗伐，而被风摧折的杨树竟是空心的。新萌发的树叶又干又焦，仿佛被火熏烤过。只有遥望地平线，才能体会出树木朦胧的绿意。
我信步走向塔里木河。31团11连所在的英库勒村离河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个距离真的不到“5公里”了。
我取直路一直向西走去。到离开英库勒村子远一些了，这场风灾的影响就触目可及了。
渐渐地，已经能看到河岸的树梢。开阔的旷野被大风“打扫”得干干净净，仅剩芨芨草和骆驼刺还带着几分傻气，依附在地面。缩成一团的骆驼刺，仿佛做好随时“逃荒”的准备，只有刚直不阿的芨芨草悚然而立，草茎细瘦光洁，不为大风而匍匐下笔挺的身躯。
来到塔里木河的河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