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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勇猛的战士:秦朝军团故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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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失败的间谍计划:为秦国献上了天下粮仓(2)
据记载,韩国从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46年的郑国渠修建,共受到秦国较大进攻就有19次。从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每年都从韩国夺取土地。韩国就像秦国嘴边的一块肥肉,被一块块蚕食着。

  公元前262年,秦军取韩国重镇野王,切断了太行山上上党通往新郑的道路,逼迫韩投降。结果韩把上党献给赵国,引发了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40万赵军被秦将白起活埋。

  公元前249年,韩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韩军战斗力也很强,有“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宝剑韩为众”的说法,然而,在强秦进攻下,韩国被真正打败了,将士尸横遍野、百姓四散流亡,景象十分凄惨。

  “疲秦之计”

  面对强敌,即将亡国的韩惠王派出一个手无寸铁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去说服秦国兴修水利。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疲乏秦国,救亡图存的好办法。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郑国渠这样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想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在当时,思想和科技非常开明,才俊们到异国献计得到重用的游士制度非常普遍。各国将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对秦国来说,兴修水利更是固本培元、兼并六国的战略部署。当时秦国的关中平原还没有大型水利工程,因此韩国认为这一计策最有可能被接受。

  肩负拯救韩国命运的郑国,在咸阳宫见到了秦国的主政者吕不韦,提出了修渠建议。当时秦王政年仅13岁,国家大政实际由相国吕不韦主持。商人出身、并非秦人的吕不韦一直希望做几件大事来显示治国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韩国的建议与吕不韦急于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吕不韦当年就组织力量开始修建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泾河边成了当时中国最为壮观的建设工地。当时修建者多达十万人,郑国则成为这项大工程的总负责人。

  专家认为,秦国之所以在战事不断的关键时刻修建这一工程,是与关中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

  关中不仅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还是一个四面有天险扼守的安全之地。黄河从这里折向东去,同东边的诸侯国相隔开来。它的南、北和西面又有秦岭、岐山、陇山形成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自古就有“四塞以为国”之说。

  公元前316年,秦军占据四川盆地,有了除关中外的第二块富庶之地。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让秦国看到水利对于国家强盛的巨大作用。当时秦军主战场在北方,成都平原的粮食很难运到,因此提高关中粮食产量极为重要。

  远古时候,泾河与渭河经常泛滥,给关中带来大量肥沃的淤泥。但由于关中平原干旱时有发生,上好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开发。而郑国提出的引泾河水浇灌关中的建议,正是秦国向往已久的事情。

  郑国设计的引泾水灌溉工程充分利用了关中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使渠水由高向低实现自流灌溉。为保证灌溉用水源,郑国渠采用独特的“横绝”技术,通过拦堵沿途的清峪河、蚀峪河等河,让河水流入郑国渠。

  郑国渠巧妙连通泾河、洛水,取之于水,用之于地,又归之于水。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设计也可谓巧夺天工。

  引发危机

  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这时意外出现了,秦国识破修渠原来是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郑国面临着生命危险。

  ‘

  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危机,当时秦王已亲政,吕不韦不再掌实权。秦国贵族势力借这一事件,向秦王建议驱逐外国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最失败的间谍计划:为秦国献上了天下粮仓(3)
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写了著名的《谰逐客书》,规劝秦王善用人才。而危急中郑国也对秦王说,杀掉我没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

  秦王权衡利弊,最后得出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于是,秦王收回驱逐侨民的决定,郑国渠也得以继续修建。

  公元前236年,郑国渠用了十年时间,终于修建成功。郑国渠尘埃落定。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秦国,郑国渠和都江堰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如同张开的两翼,东方六国都处在其阴影之下,秦灭六国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天下粮仓

  郑国渠修建之后,关中成为天下粮仓。据史学家估计,郑国渠灌溉的115万亩良田,足以供应秦国60万大军的军粮。

  公元前230年,秦军直指韩国。对这时的秦国来说,疲秦之计变成强秦之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最后决战一拉开,韩国就灰飞烟灭了。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实现统一。

  郑国渠一直影响到中国最为强盛的汉唐两王朝,因为郑国渠的灌溉,关中富饶的物产供养着京师长安的亿万之口,汉唐盛世的国都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

  岁月沧桑中,郑国渠湮废了,但它一直吸引着人们探寻的目光。1985年冬,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的秦建明来到泾河边,终于寻找到了失踪的郑国渠。

  秦建明经研究发现,在泾河瓠口一带湾里王村和上然村之间一道被叫做老虎岭的地方,就是二千多年前的郑国渠首遗址。迷失千年的郑国渠终于浮出水面。

  两千多年后,就在郑国渠遗址不远处,有了一座新的水利工程,名字叫泾惠渠,渠名取泾河惠及关中大地和百姓之意。

  今天,关中平原上拥有130多万亩良田,这恩惠的源头,就是郑国渠。

大秦帝国避免灭亡的希望如何破灭:扶苏之死(1)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李斯列传》)。

  他有大仁,大勇,大智。《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他为天下苍生请命,可见其仁;他宁愿冒着失去父皇信任的巨大威胁,而犯颜数直谏,竟不惜被贬出秦国都,可见其勇;他冷静地看到秦帝国表面无比强大底下巨大的危机,可见其智。

  诸侯秦横扫六合,始皇踌躇满志,对臣下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而那帮包括廷尉李斯在内的重臣则皆逢迎始皇所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始皇闻之大悦:“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千古一帝的志得意满之情跃然纸上。然而秦帝国的巨大危机有几个人能够清楚而冷静地看到呢?扶苏看到了,而且数直谏。可谓大智矣!

  始皇苛刑酷法(《秦始皇本纪》:“(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市场踊贵;横征暴敛,徭役繁重无期;写放诸侯宫室,内充诸侯美人钟鼓;营建无度(最为著名的就是阿房宫)。耗费巨大(《秦始皇本纪》:“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动建骊山皇陵,劳役数十万;堑山堙谷,治驰道;筑长城;北逐匈奴,南征百越;巡幸无极;封禅泰山,勒石纪功;炼丹制药,以求长生;求仙问神,远至大洋;如此等等好大喜功之举(有些自己就不再列举),有几个人进行过直谏?

  太史公在《蒙恬列传》最后的赞中这样说道:“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不是秦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都看不到,而是他们或无仁心,或苟安于富贵,不敢拂逆龙鳞;即或无仁,或为一己私利而无勇以谏罢了。

  秦始皇一方面将扶苏外放北方监军,一方面遗诏让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这说明始皇心里是基本承认扶苏的仁政国策,但不允许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来推翻自己之前所定的国策,这仅仅是因为始皇的“刚毅戾深”罢了。尽管始皇在巡游天下时到处留下的石碑上大量刻写自己的武功,以期永垂不朽——但他毕竟知道治天下与取天下不可同日而语——秦自商鞅变法,已历一百三十年,关中已经完全适应秦国的严法酷刑——但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则根本就是持强烈对抗态度。秦法如何严酷法?先秦古籍已经记录了其中许多重大内容,三十年前出土的湖北睡虎地秦简也记录了秦法许多细节之处;我这里只说一个历史细节——就是陈胜吴广起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期,法皆斩”(《陈涉世家》);因此二人才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亡指逃亡(汉高祖刘邦作泗水亭长时,也因为自己押送骊山之徒多道亡,结果自己也只好逃亡求生);死国者,求取帝王将相者也。

  我们想一想,以当时的道路条件,仅靠 11路,失期自然是最为正常之事——然而“失期,法皆斩”这样的严法有几个人能够忍受?结果不是逃亡就是反叛——我想绝大多数人宁愿采野果或以偷抢为生,或铤而走险反叛政府,也不会将自己的脑袋再乖乖地送给法吏让他们来砍头。这时候连坐制度已经起不到太大恐吓效果—— 因为许多情况下秦官员不知道这些劳役者是否正常服役或已死亡或已逃亡等等。刘邦跑了,但他的家人一点没事——相反吕雉还知道自己的老公逃回到自己家附近的山中,因此得以送食送粮。如果秦官员知道刘邦逃亡,甚至是主动放其它服役者逃亡,那么刘邦家人个个得有连坐之罪(当然得排除如萧何者这样知情不报的特殊情况)。

  扶苏说“天下不安”,他说的仅仅是些儒生吗?当然不是,而主要是六国贵族尚存的强大实力与影响(陈吴二人起事托以项燕之名、以“大楚兴”为口号;范增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完全证明了关东六国的强大影响力),及民众不堪秦暴政的反抗力量。如何巩固秦帝国政权,这是每一个秦国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除了“车同轨,书同文”这样公认的治国措施外,在国家制度上,在法律实行上,秦帝国众多精英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最终决定权则在始皇手中。象著名的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争,大家都已是耳熟能详,李斯独建奇策,力排封建而议建郡县,始皇用之。统一法律当然必不可少,但关键不是法律的天下一统性,而是其定法尺度——即能否用与以前同样或更加严酷的法律来运用于刚刚统一,法制基础薄弱,关东诸国贵族及民众对秦政权充满仇恨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象周灭殷朝后那样,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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