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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追随它的流向奔跑了一段路程，可路况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测。于是，我停下脚步，停下一个孩童的追寻，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某种远方的梦样的景象一直吸引着我，使我总以为最吸引人的境地在某个不知道的远方。
远方是不可到达的，它应该就在我停止呼吸的地方。
当我的呼吸越调越乱时，一口气喷到了纸上，一条墨迹随着气流突破线条围成的方框，企图流向更多的白纸。墨水总是太多，无论怎么轻，怎么惊心动魄的一点，都会把半个拇指甲大的方框填满。手忙脚乱的我，啊，估计轮不到脚乱，匆忙放下毛笔，想用手指去拦截那流动的墨迹，然而，无济于事。失望之下只好用手指头去擦了。谁知又把墨迹扩大，象河流在平地上散开，形成一片浅浅的水洼。
那被我扔在课桌上的毛笔又把粗糙的桌面弄得一片墨水，唉！
两根弯曲了的手指轻轻敲打这倒霉的桌子，我的目光惊慌的顺着这两根手指往上爬，看到了脸孔象挂在墙上那块黑板的老师。他眼睛射出的光很重，一开始便把我压得喘不了气。
“别紧张，慢慢来，好好练。”老师的话从鼻孔和嘴巴同时喷出，象一台永远面不改色不在乎春夏秋冬的蒸汽机，然后这台蒸汽机便化成一道背影拐到另一张桌子去了。
老师除了在黑板前讲话正常外，其余时间说的话几乎都是三个字，然后再加上更多的三个字。
所以，村里的大人叫他“三字经”，然后是小孩也跟着偷偷叫。
“你过来，跪下来，为什么？要骂人？伸手来，打九鞭！”下课时一群同学在教室前的球场上玩耍，如果有谁骂人，他就站在巨大的拱门下朝天伸直手指，可能嫌离天空还不够近，脚尖一顶，一颗超级的硬梆梆的两头尖的铁钉就这样完工了。
那学生委屈的过来，万分不情愿的跪在他面前，笔直的铁钉立即弯曲，另一只手从背后伸出来，啪的一下一根尺子打在学生的手掌心。九下，就九下，不多也不少。每打一下，都有三个字嘣出来，多年后回想起来真该把“三字经”奉为打击乐的祖宗。
啪！“操你妈！”
啪！“你敢骂？”
啪！“是他妈。”
啪！“你有妈。”
啪！“操你妈！”
啪！“你高兴？”
啪！“不是猪。”
啪！“都是人。”
啪！“都有妈！”
学生配合他的打击无声的往地上砸泪水，他则一个人独奏独唱，尺子打在人肉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在拱门和墙壁之间回响，余音缭绕，直到今天偶尔还在耳边荡漾。
拱门似乎有三个或五个，不是两个或四个。老远看去，那些拱门比本身的两层楼的结构还要抢眼。它们大得我这辈子活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碰到比例如此神妙的房子。
进入拱门是两米宽几十步长的走廊，走廊两头各有一个小门，走进任何一个小门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里空荡荡的，经常飘浮着薄薄的小尘埃。一套木制的梯子非常大方地沿墙而上，拐了个直角的弯，通到二楼。
梯子可以让四个人并排行走，一般不必担心走在外面的会被挤掉。往上时，会发觉梯子坡度很缓，就是两脚直打颤的八十岁老太太也能咂巴干瘪的嘴巴白发飘飘的走上来。
一旦到达这里，呼吸突然顺畅无比，这里宽得象可以放一群牛！就在脚下，比人的身体还要宽的木板一块接一块紧密的接合在一起，新奇之外还让人觉得柔软。
让人容易兴奋的是朝着球场的那头，灰色的砖刚好砌到我的额头那么高，亮亮的天空在屋檐与墙头之间被夹成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把整个二楼照得满眼欣喜，就是有根头发掉进木板缝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那些丁当作响令人神往的硬币了。
如果有玩伴还可以躲到几根大柱子后面玩躲迷藏，那些柱子有力的顶着屋顶，屋顶是由许多结实的大小木头作成大大小小的三角形架构的，灰黑色的瓦片就整齐的铺在木头和木片之上。
一些透明的玻璃制作的“亮瓦”距离均匀的排列在屋顶，这样二楼就更亮堂了。
很可惜，才一年级的我没机会在上面读书，但可以跑上来玩。
我听人们说，这楼是五十年代苏联人设计建成的，怪不得那些拱门和那些梯子比我后来所见过的都大方多了，瞧人家苏联人长得多高多大啊，特别是穿着挂满勋章的元帅将军服就更加了。
无论玩得多开心都会轻易的被写毛笔字这事一笔勾消。这个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用毛笔最尖的那部分在半个拇指甲大的面积里与纸张摩擦，而毛笔不仅仅是毛笔，它还带令人讨厌的沾哪哪脏的墨水，而且还是黑色的墨水！
记得语文课本第一页就一句话：“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页一句话，一幅图。
于是，那些半个拇指甲大的方框被一次次按照重要顺序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字。人，党，国。当然，当时的我不什么知道这些字有什么过去的和现在的背景，只知道该排上万岁的东西是一定了不起的。尽管以后才知道从来就没有谁有本事活上万年。
如果仅仅是“语文”课用毛笔字还可以谅解“三字经”，可那叫“算术”的也得用毛笔！
算术作业本虽然是些横条条，没有被隔成小方框，可要在这类似人工灌溉渠道的横条里用毛笔写上数字，那些数字立即象冲破沟渠的朽木或杂草，多少活蹦乱跳的鱼虾被这些朽木和杂草挤得胆颤心惊的游泳啊。
在这种情境下，我只好羡慕那些能在半个指甲大的方框里自如书写的高年级同学了。他们写得整齐又漂亮，简直可以说鱼虾会多么喜欢那些字，简直可以说直接不用去田里插秧了。
插秧是一种可怕的劳动，时常是强烈的阳光下，近一尺深的粘乎乎的泥水里，一个好端端的人硬是把自己折成一个拱门，然后，这道拱门一边费劲的站稳，另一头则忙着分秧、插秧，喳！喳！喳！横成行，竖成列，距离还要合适！
我看那个“井”字是先人从插秧这个实践活动中发明创造出来的。
我看许多条壮汉和身材美好的女人就是被这插秧折腾成佝偻老头和佝偻老太的。
不插不行吗？有时我会问，可怜的七岁。
“不插吃屎啊？如果泥巴可以吃就不用种地了。”有人这样回答，至于是谁回答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插田这事我干过，似乎是因为好奇。我把头弯到膝盖以下，十分钟后就会天旋地转，分不清前后左右，也弄不明白该用手捏秧还是用脚捏秧，屁股痒了不知用手去挠还是用脚去挠，老实说，那时候几乎分不清手和脚的差别。
偏偏这时候，那太阳热烈得要掉下来了，怪不得这时有人说“这日头真毒！”。
最难受的是汗水流进眼睛，擦吧手又沾满泥水，不擦吧汗水弄得眼睛睁不开，于是，只好拼命眨眼睛，不行又是手臂来擦眼睛。眼前一片模糊！
当休息的命令传进差不多失去知觉的耳朵里时，我费劲的一点点重新把自己的拱门状态恢复到直立的毛笔形态，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
在那鳄鱼也难翻身的水田里行走是件困难的事，何况是腰酸腿麻的七岁的我？当我到达那类似海岸般重要的田埂时，便直接把自己扔在田埂上，躺得象一万年都不愿意动一动的死尸。
这绝不是人干的活，至少不是我该干的，我沮丧的想。于是，躺在烈日下、潮湿而又坚硬的田埂上的我展开了幻想，期待有什么能代替这折磨人的活：
某种能插秧的机器，为什么没有呢？
为什么要插秧呢？站着直接把种子抛在指定的位置就不行了？
最好有什么能代替五谷杂粮，又大又好吃又多又不用那么苦那么累的，比如象南瓜一样大的花生。
南瓜多好啊，种子撒哪儿它就长哪儿，而且是直着腰来撒的，根本不用把自己弯成拱门。
南瓜应该当饭吃！
最好是泥土也能当饭吃，当然，不是所有的泥土都可以当饭吃的，是不是有什么泥土真的可以吃味道又很好呢？
要是整只地球都可以吃的话，千万年来的动物们和也属于动物的人类不知狂欢了多少代，它们用不着争用不着抢，直接把嘴巴伸土里啃就行了，你吃你脚下的，我吃我脚下的。
哪还用分那么多地盘？一国一国的，弄得挺神圣似的。当然，这最后的想法不是我七岁时的想法，是现在的想法。
深入想一下，地球能吃那也不行，这么多年吃下来，后来的人吃什么？吃前面的人拉出来的屎？地球都不是地球了，叫地屎得了。那咱的祖宗得多多占地皮和地皮以下的泥巴啊。
不行，再深入想一下，就是你把所有的地皮都占了，任何一个人只要能站在地上，只要他愿意趴在地上，哪有挨饿的道理？
也不行，更深入的想一下，那些能大把占据土地的人会有他们的办法的，比如用木头或者别的什么不能吃的建起一座座与土地隔离的楼房，把那更多的人关在上面，不用离地面多远，只要嘴巴咬不穿吃不了的东西啃不到泥土就行了。
想吃泥土吗？行，打报告，写心得，交待思想吧。
其实，地球是能吃的，只不过不是用嘴巴直接吃的，人们和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地球吃得千疮百孔，乌烟瘴气。
仿佛地球以及地球本身拥有的一切都欠人类似的，我怀疑真的有因果报应，也许有那么一天，地球受不了，或者是太阳月亮星星受不了，来那么轻轻一下，那拥有各种伟大光荣正确思想武装的人类原来是那么脆弱，那么没有希望。哗啦一下，没了，真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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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妖精全身都是绿
如果时光是美好的，那样的时光一定是你玩得饿了不愿意吃，渴了不想喝的时候。
一块光滑的、多数时候藏在树荫下的、夏凉冬寒的石头上常常有几只沾着鼻涕和泥巴的手来来去去。石子，短棍儿，瓷碗底敲成的小颗粒，彩色的破纸片，甚至一些来历不明的布条。它们轮番上场，在这块石头上演绎各自的欢声笑语，有时还能模仿一场百万人的、两边都有总司令的打得血流遍地、浓烟滚滚的战争。
仗打完了，常常轮到破纸牌上阵。
纸牌破是破，却和其他时代的内容一样：有颜色鲜艳的国王（也叫大王），有黑白两色的王后（也叫小王），KQJ，剩下的就是数字和花点，它们一起组成五十四张。
好像那块石头上的纸牌极少能凑够五十四张，经常一半都不够，这还不是最遗憾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心酸：那些牌几乎没有一张是完整的，它们不是缺角就是断了一半或者中间有一个或几个洞。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该恶心，有些牌粘有一些黑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