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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求助者，或帮助改稿、审稿，或推荐发表、出版、作序。他忙得不亦乐乎，把人家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紧要。
我有幸与刘不朽同居一个城市，与他相聚的机会较多，因此得到他的教诲他的帮助也大。近在咫尺是福。师生相交十多年，彼此是投缘的，他对于有点成就的学生并非一味溢美，这从他对拙著《世纪之坝》的评价里可见一斑。
眼下，我就职于《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社，负点业务方面的小责。父亲辈的刘不朽为支持我创办文化名牌栏目，答应在《中国三峡建设》开辟“三峡探奥”专栏。这一极富文化品味的专栏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不朽老师呢，似乎已料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竟花巨资在海内外搜寻资料（包括网上资料），大有将“三峡探奥”一探到底的决心哩。 我窃喜。不朽老师的文稿为刊物增色，他自己却作的是蚀本买卖，他亏我赚了。
不过说句良心话，无论是人品文品，老师刘不朽当之无愧。坐拥诗心文名，输点“孔方兄”算啥呢，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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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子
记忆中，娟子是长不大的。长不大是好现象，风风雨雨十几年了，模样儿依旧，性情依旧，真人也。
娟子姓韩，早年由技校毕业分来葛洲坝，在电厂从事宣传工作。这丫头的爹妈吝啬，只给她一米五几个儿，却遗传给她一股灵气。眼睛较大，眼皮也双，鼻梁很挺，那上边嵌着一对镜片，竟衬出几分雅了。好看的是眉和唇，眉是柳叶，唇是上翘的，一头乌发缀在端庄的瓜子型面庞上，给人以清纯恬静的好感。
可惜，见到她时，她已是孩子的妈了。而我这个外来户，也已是人夫人父，不可以枉想心事了。好在同事多年性情相投，彼此虽谨记着“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却并未因工作单位变迁，因种种人事纠葛或生活磨难而淡泊友谊。恰恰相反，老宣传部的一帮子哥们姐们，这些年相互走动，彼此照应，把当初建立的友情视为珍宝，都希冀这种难得的真情能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心中发酵成美酒，永久收藏。
娟子属于活泼一族。她能歌善舞，嗓子甜，因而她的歌声也甜，即使与我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其声韵也悲不到哪里去；她的舞呢，属于舞台上的那种，还行，舞厅里的步履却不娴熟，这从另一方面印证着她的“封建”，她的不合时宜。 娟子干工作，从来都是认认真
真的。领导交待的事儿，同事委托的事，凡能做 ，总积极地做好。她笑口常开，经常象男人样地打哈哈，一串一串地，叫人疑心她从来都未曾遇到过什么愁事。在单位里的友善，体
现在同事生病、坐月子、夫妻间不和及诸多旁人意想不到的细微小事上，让人领受她的真情，感念她的友谊。她在家里的慈爱，体现在对丈夫的忠诚和对女儿成长的无微不至。双重身
份的女人重子轻夫乃通病，她也不例外，这种长久的感情倾斜终于导致爱情的航船搁浅，旁人惊讶，我却认为物极必反，她与她先生的僵局，非是天命，而是人为，她自己的责任不可以推卸，怨不得别人。
娟子在仕途上进步不大。整个八十年代，她都是“干事”岗位，一天到晚牛似地干事。进入九十年代。许多同龄人以形形色色的业绩升官了，也发财了。好不容易官拜九品，领导竟要她远赴深圳，去当办事处负责人。电厂在外有“京办”、“汉办”和“深办”，在娟子任前任后，人人都是副处级待遇，唯独她不叫“主任”，而只称“负责人”。走之前，谁不是弄了顶帽子才“欣然从命”呢？就她傻，不计条件就走人，在深圳熬了两年，回来依旧官拜九品，而接替她的，却又是八品。她的遭遇与我在电厂报社时惊人相似，我嘛，是领导见了头疼的不安份之辈，似乎是葛洲坝电厂的不安宁因素了，不被重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娟子她招谁惹谁了呢？既非能力差水准低却始终与仕途无缘，想这弱女子竟生有几根傲骨。恰恰因为这样，娟子便是真娟子，让人在羡慕其人品时领悟人生真谛，慎思活着的意义。
去年，她从厂办平调至档案馆，而接替她位置的人又闹了个副处待遇才上任，我耽心她暗自生气，便撰了一幅对联送她：“此办彼办人人绊，这馆那馆处处管”横批是劝慰：“随遇而安”。
这一去半年多，感觉不赖。“随遇而安”真做到不易，她的确是在努力实践着这四个字，我这个做大哥的，似乎也可从此心安。古语说得好：“无欲则刚”。当今社会，平平安安度日，堂堂正正做人，你做人的价值体现在友情与亲情里，你的身影能常常浮现在朋友的心目中，足矣。
眼下，娟子的唯一期盼便是女儿去新加坡留学，这是揪心的事儿。但愿，五月底，她能得到好消息。
我的作家梦
做梦当作家，时间很长。细究起来，最初的梦是在军营里做的。
1970年底，我从鄂南的武昌县京剧团以学员身份被部队“挖”到中原，荣幸地成了一名带领章帽徽的宣传队员。当年正值“样板戏”高潮，部队从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物色并弄来了一堆有文艺专长的“新兵”（多数是专业团体的，年纪挺大），组成了文艺宣传队。队员们集中后，便排演节目，到野营拉练的部队集训点作慰问演出。由于我们所在部队是团的建制，这个宣传队便注定了“业余”命运，换句话说，我们每个队员的正式编制均在连队，宣传队每年要被迫“解散”两三个月。我们一伙从专业剧团来的队员便闹情绪，指责部队行编，明明说是专业文工团，如今却要面临散伙……但闹归闹，你不是成了军人么，还能拒不执行解散令？我那时不满十八岁，第一年解散就被安排在电影组放电影，第二年便乖乖地回到了连队。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所在部队是炮团，我的身份是炮手，从参军到两年后复员，从未打过一炮。在连队的三个多月里，只参加过演练性的“紧急集合”，搬运过无数次弹头和药筒装的加农加榴炮弹（弹头重90斤，药筒重50多斤），再便是无休止地挖大炮掩体、进入“阵地”、“伪装”、“撒出阵地”。部队也偶尔搞搞“实弹射击”，但我们无缘抵达前方阵地，后方打炮，炮弹飞行到几十公里外爆炸，我感觉很神秘。
好奇心使我想入非非，使开始做梦，想用手中的笔把这种炮弹飞行的神秘感记录下来。当时被我们称为“文豪”的周通富，早我入伍，同在宣传队又同被下放到一个连一个排，我称他大哥。他那时就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在我的笔记本上开列了一大串世界文学名著清单，可惜那时一本也没有见到。那年月，部队图书室和地方图书馆，都见不到文学类的书，我只好胡思乱想，在日记本上记一些我自认为是诗的“豪言壮语”。我想，当作家不容易，做个诗人大概不难。在这种心态下，我偷偷地写了几十首诗歌，请人打印，打算寄到《解放军报》。这些“作品”从连队托人带到团部邮寄时，曾交给宣传部的一位干事看过，评价挺不错，只可惜泥牛入海，《解放军报》既没刊登也没退稿，时至今日我仍感觉奇怪：那时寄稿部队要写推荐函并加盖公章的，《解放军报》用与不用，肯定有明确答复，何况，象《炮弹》组诗，我至今也不觉得脸红，如“炮弹，绕着战士的心愿飞行“这类句子，非战士莫能体验。
复员后当了电业工人，仍在企业里充当业余宣传队员，工作之余四处搜寻旧书，继续做着文学梦。那几年还真偷偷读了不少好书，这要感谢厂图书室的杨老师傅，他是京剧迷，他在资料室的仓库里偷藏着一大箱“封资修”的东西：《金蔷薇》、《唐诗三百首》、《中国文学史》、《寸心集》（李希凡）《小花朵集》（老舍）、《田汉戏剧集》、《放歌集》（贺敬之）、《诗论》（艾青）、《郭沫若文集》、《创作漫谈》（唐〖HT5，6”〗弓〖KG…2〗岁〖HT5SS〗）《艺海拾贝》（秦牧）……杨老头破例让我看这些书，使我受益非浅。
1977年我成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就读于武汉水电学院。学校毗邻武汉大学，加之我的好友刘家林就读武大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我看书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经过一年多的拼命“吸收”，我有些飘飘然了。自己的专业，只求过得去，能毕业作罢。而对于文学，我热衷的程度连好友也非常吃惊。三年学习期间，我发疯般地陆陆续续写了30多个短篇，8个中篇和2个电影文学剧本，计约百余万字。
毕业后返厂，担任班组技术员，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偏偏这时候，我的作家梦做得深沉，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我几乎天天夜晚十点钟后伏案写作，将习作雪片般撒向全国各地，奇怪的是，那些稿件大概不习惯异地水土，又雪片般地飞回到我的身边，门房收发室老头见面就喊：“小张，你又有一堆东西，退回来啦！” 我从收发室抱回“自己的孩子”，心里酸溜溜的。同事们看见，或投来白眼，或送来嘲笑，我沉默，但心里从未气馁。心想：只要刻苦努力，我总有一天能取得成功。
面对家人唠叨，戴着“退稿专家”帽子行走在上下班的路途，我延续着我的作家梦：以格子为笼，自甘囚禁，把希冀植入笔端。我不信我的退稿会持续太久，我不信自己的作家梦永远不可以成为现实。
1983年春，我终于在市级报刊发表了诗歌和短篇小说。尔后，又陆续在省级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再以后，每年都能有10来万字的各类作品见诸报刊了。
算起来，我的文学梦连续做了30年。近年，我总在自己的集子里重复相同的“简介”：“常年当编辑匠，自诩曰‘坐家’，钟情于文学便作茧自缚，在格子笼挣扎，爱诗爱散文，并写报告文学和小说，习作较多却无上品，愧为男儿。他始终觉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乃至理，搞文学创作，不能在一颗树上吊颈。当代文学作品多‘速朽’。他企盼自己的习作朽得不那么速……”
读 书
但凡成年男女，如今大抵少有不读书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秉性不同，所读之书各异。当学生者，必读书籍尽管相同，然读法和效果亦大不一样。有人一目十行，竟过目不忘，且深得要领；有人死记硬背，即使滚瓜烂熟，却也茫然不知所云……原因何在？ 当然不能排除“天资”因素。
窃以为，一本书读过之后收益若何，关键在于你是怎么个读法：是用眼睛，还是用心。上学时，我的老师曾就读书问题作过演讲。他说：一本很厚很厚的书，你能一点一点地读，把它读薄了，则说明你是真在读书；反之，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你把它读厚了，也说明你是在真读书。除开这两种读法，不能算是读书，也算不上读书人。
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倒不是说我这人如何善读书。茫茫书林学海，谁敢奢谈自己在书林漫步学海泛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乃杜甫名言，他是诗圣，大学问家，气魄自然很大。我辈凡夫俗子，自有读不完的书、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