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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最常做的菜是腌菜，就是菜市场快收摊时去买一些便宜的萝卜或青菜，然后撒上盐放在一个坛子里腌起来，过几天就可以吃了；她们和我一样，大多数喜欢吃辣，因为新鲜的辣椒不好做，只好买回辣椒粉，辣椒粉放点开水再加点盐就可以了。偶尔，也会有人买回海带，用小刀切成一条条的，放上辣椒粉放上盐就是一份美味了。用这个方法，她们每月最多能省下１００块钱，１００块钱可以到小店换回八十块。家在贵州大山里的罗小花说，八十块钱在他们那儿可以派大用场呢。说这话时，她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
４６。
罗小花今年三十五岁了，她是亮光厂最早的一批老员工。十年前建厂时只有七十多个人，现在一千多人。人虽然翻了十几倍，但她的基本工资，只是由２１０元长到了２８０元。十年前她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几年加班费另算了，还有健康补助、夜班费什么的，她每月可以领到５５０元左右。
在亮光厂，我们现在新进厂的，基本工资只有２４０元，每年长１０块钱，长到２８０元便不会再长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年正常上班的话，每月基本工资可拿２４０元，再加上加班费、全勤奖、健康补助及夜班费什么的，可以拿到５００元左右。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不旷工、不违反任何一条厂纪厂规。
５００元对刚到东莞的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和前一家的每月两百元左右比，实在是翻了一倍了。这样一想，我觉得虽然加班多点，夜班难熬点，军事化管理严格点，在这厂里做还是很不错的呢
因为和丽娟不在同一个车间，她上的是长白班，我们半个月几乎都没见到几次面。偶尔碰到也是匆匆说几句话便走开了，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我每天在车间、饭堂、宿舍这三点一线忙忙碌碌，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我很快融入了亮光厂紧张有序的生活。因为我和吴少芬是上下铺，上班时又经常分到同一台注塑机，所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半个月过后，我们终于上白班了，她男友卢猛也和我们一起转了班。因为是打料员，他衣服上、头发上每天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粉尘。让我惊讶的是，一天到晚和各种各样的塑胶原料打交道，他竟然只偶尔戴一个口罩。据吴少芬说，口罩是两个月发一只，要是丢了就得自己花钱买呢。
我们都知道塑胶粉尘对人的身体很不好，不要说打料员，就是我们这些坐在注塑机前的所谓“啤工”，长期闻着这气味也是对身体不好的。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为了那每月几十块钱的健康补助，还是有很多人争先恐后想进注塑部呢。
注塑部是没有任何休假的，半个月转一次班，转班的时候就当一天休息了。这天我几乎一天都在睡觉，直到吃晚饭时才起来。正好这天丽娟下班得比较早，我们便出去逛了一下。虽然没钱买什么，但还是很开心。
回到宿舍，己经九点多了，我刚一进门罗小花她们就冲我不断地眨眼晴，一脸诡秘。在我们宿舍，每个人的床都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床上除了一年四季挂着蚊帐，大多数人还挂着床帘的，但一般睡觉或换衣服时才将床帘挂起来。现在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吴少花的蚊帐和床帘却挂得严严实实的。我疑惑地顺着罗小花她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吴少花的床前，除了摆放一双她常穿的紫色方口皮鞋，竟然还有一双男式黑皮鞋！
４７。
吴少芬的床上睡了个男人！这个想法在我脑子中一闪而过，我探寻的目光落在罗小花身上，她诡秘地笑笑，冲我做了个“嘘”的手势。那个男人，是卢猛无疑了。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拿了换洗的衣服，又小心从吴少芬的床底拖出冲凉的桶和盆子。我希望在冲冰和洗好衣服后，卢猛能离开宿舍。在我拿水桶的时候，我看到吴少芬的床动了一下，连带我的上铺也“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接着吴少芬的下铺便传说她的一声压抑着的呻吟。宿舍的人也听到这声音了，她们有的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有的人则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我逃也似地走向洗手间。睡了一天，再加上上惯了夜班，现在乍一换白班，生物钟还没调过来，一点也不困。冲好凉便洗衣服，快洗完时，罗小花也拿着洗涮用具进了洗手间。
我小声问她：“那个，那个人不会在宿舍过夜吧？”
罗小花暖昧地笑笑：“进都进来了，他难道不在这里过夜吗？再说了，他上白班经常在这里过夜的。”
经常？想到一上白班我的下铺就会住着一男一女，我郁闷地说：“厂纪厂规上不是说女工宿舍不准男工进的吗？”
罗小花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带男工进来过夜，宿舍里又不止她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想到罗小花也是结过婚的人，她老公在厂里做清洁工，便再不敢说一句话了。
当晚睡在床上，想到下面是一对年轻男女，那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尽量不翻身，因为一翻身下面的床也会连着一起动。床的质量很差，一动就“吱吱呀呀”地响。就这样别别扭扭的，不知什么时候才模模糊糊睡着。在梦里，我睡在一条船上，那船飘飘荡荡的，四周都是茫茫的一片大海。
我在害怕中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是躺在床而不是船，这才放下心来。可奇怪的是，床也象船一样不停地晃动，同时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且偶尔伴随一男一女轻微的喘息。 我忽然明白我的下铺正在发生着什么事，顿感羞惭难当。
可下铺的两个人并没有因为我的羞惭难当而停下来，床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晃动着。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我捂住耳朵好想让世界静止下来，但是没有用。正在我度日如年时，床忽然象暴风雨来临似的，更激烈地抖动起来，然后就是男人剧烈的喘息和女人压抑的呻吟，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第二天起床，那双男式皮鞋己经不见了。吴少芬一脸红晕，热情地分给宿舍里每个人一只小苹果。我也分到了一只，却一点也不想吃，因为我一夜没睡，困得要死。
４８。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丽娟看到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我，我将夜里的事跟她一说，她恨声说：“怎么哪个宿舍都有这样的人啊，我们宿舍也是的。你记得上次那个郭姐吗？她老公还是别的厂的呢，每个星期都会混进来住一晚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她们不租房子呢？真搞不懂她们。”
丽娟道：“租房子要花钱呗，他们想省钱呢。”
我叹道：“唉，说来说去，都是钱做的怪。”
丽娟接口道：“可不是嘛，反正我们过年就去陈刚厂里了，管他们呢。我上星期转正了，以后每个月就可以拿３０元全勤奖了，也可以辞工了。”
我问她：“转正有签劳动合合同吗？有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养老金什么的？”
丽娟抢白道：“你比我还天真！我们车间进厂八九年的老工人都没见过工伤保险、养老金长得什么样子呢？劳动合同全厂一千多个人只有两百人签过，这两百份劳动合同都是应付上面检查的，除了每年签一次名，他们都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我气愤地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丽娟无奈地说：“我刚进厂也以为是，后来听老工人一说也麻木了，知足吧，你前面进的那个厂不也是这样吗？”
我更加郁闷：“那转正和不转正不是没什么区别了吗？”
丽娟苦笑道：“区别还是有的。转正了工厂统一办理暂住证，每人一月五块钱，一年６０元，从第一个月工资中扣除。”
我惊叫：“现在都快十一月了，现在办理只能用一个月了，也要扣六十吗？”
丽娟干脆地说：“当然。”
我彻底无语了，或者，我也象她一样麻木了。正如丽娟所言，宿舍内带男工进来过夜的，真的不止一个人，我们宿舍１２个人，有１０个不是结婚就是有男朋友的，其中有三四个是经常带老公或男友进来过夜的，这三四个人中就包括罗小花。我忽然从原来的讨厌上夜班变成喜欢夜班了，上夜班最起码睡觉时不用在床上晃来晃去，不要听到那“吱吱呀呀”的声响。特别是宿舍同时有两个以及男工在里面过夜时，夜半醒来，那才叫一个壮观。
这样难堪的局面直到十二月份中旬才得到彻底解决。大约是有人匿名举办了，保安部在一个半夜时分突击检查宿舍，竟然抓到近二十个在女工宿舍过夜的男人。这些男人有五个是外厂的，这五个男人的老婆当即被开除出厂，还有十五个男人被全厂通报批评，并男女双方写了检查贴在通报栏里，且双双罚款半个月工资。
这次突击检查我们正好上夜班，吴少芬她们虽然幸免于难，却再不敢带男工进来了。不久，她们四个人就合伙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约定每对夫妻每月可在那间小房子过夜一周。
我们宿舍终于清静了。不久，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结束了“啤工”生涯。
４９。
我原先以为注塑部只有３８台注塑机，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原因是注塑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里还有８台注塑机。亮光厂主要生产塑交产品，属三来一补企业，以相机和玩具为主。因为这些产品都是中低档的，所以镜片要求并不高。那个小房间里的８台注塑机就是为了生产镜片用的。
那８台注塑机的“啤工”和外面３８台注塑机的“啤工”是每天轮换的，大约是十二底，我和吴少芬被轮换到那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常年开着空调。虽然如此，里面还是闷得要命。最主要的是，因为房间不透风，塑脱的味道非常大，刚进去我差点没喘过气来。不过因为是生产镜片的，环境要求较高，进去时要换上里面特有的拖鞋并戴白手套。
那几天，８台注塑机一直在生产一种新型镜片，我和吴少芬就是负责这台注塑机的“啤工”。瘦小的马课长带着文员孙丽不断地进进出出。孙丽是个江西女孩，戴着一副眼镜，虽然不漂亮，但身材很好。几天以后，她就和我们熟悉了，相互之间也说说话。
孙丽今年２２岁，是师范生，毕业后就来了东莞。我原以为她的工资会很高，没想到竟然只是６００元每月！这让我很是吃惊，原来孙丽因为没有经验，是以储干的身份被招进来的，所谓储干就是储备干部。和她同时招进来的还有二十多个人，他们进来就被分到不同的部门实习，她做文员还算好的，和她同来的几个大学生还被分到一线组装相机。
她对自己的前途很是迷茫，招他们进来的老板说做得好可以给他们加工资的。他们那一批人来半年多了，有的现在是部门骨干了，有的却还在一线拼死拼活做工人。孙丽说这话时神情十分沮丧，我却从她的沮丧中看到了希望。亮光厂在这点很好的，不象内地机关或企业那样，仅凭文凭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和她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不是吗？
正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马课长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