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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我赶忙将丽娟扶起来，这时陈刚也脸色铁青地回来了。丽娟全然不顾了身上的泥土，趴在陈刚怀里嚎啕大哭：“一万元，我的一万元钱呢！”
陈刚恐惧地望着她：“丽娟，你受伤了，快，我们快上医院！”
丽娟使劲地摇摇头，边哭边喊：“别管我，你快报警！”
陈刚嘶哑着声音说：“没用的，还是自认倒霉吧。”
丽娟却固执道：“报警好吗？也许他们还没走远，晚了就来不及了！”
陈刚拗不过她，只好拔打了１１０。大约十分钟后，一辆巡逻车开来了。陈刚赶紧迎上去和他们说了当时的情况，两位警官的态度还算温和，但要我们过去做笔录。他说只有做了笔录才能立案。丽娟仍然在哭，仿佛能把钱哭回来似的。陈刚还算镇静，只是脸色阴沉地可怕。
本来陈刚说先送丽娟上医院的，但丽娟说没事，只是跌倒在地时，牙齿咬到了下嘴唇。果然，她口中的血迹己经没有了。我和陈刚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走进镇公安分局，我感觉诚惶诚恐的。公安分局的楼房非常庄严气派，院内布置得就象一个典雅幽雅的花园。随处可见的国徽我感觉是那样的熟悉而遥远，遥远地仿佛和我隔着几个世纪一般。想想也不奇怪，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工资是由我们所打工的台资、港资企业发放的。我初中时入的团组织关系，早就随着学业的结束而结束了。也就是说，在我决定外出打工时，我便中止了我的政治生命。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是不可以入团、入党乃至从政的。虽然我怀着强烈的爱国爱党之心，却也无法向党组织靠拢半步！因为工厂不可能发展我们入团、入党，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高中毕业生，更不可能报考形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务员！我忽然有一种极强烈的感觉，我被谁抛弃了！
想到这里，我苦涩地摇摇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丽娟被抢了一万元钱，我们是来做笔录的。我真恨自己总是有这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忘记我来东莞的目的？我为什么不能丢掉我的理想？我为什么不能象丽娟和李梅她们一样，安安稳稳打一份工，好好找一个条件相当的男孩过日子呢？
大约并不是什么重要案件，笔录时警察并没有把我们三个人分开。只是在笔录完成后，丽娟焦急地问了句：“请问，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
警官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丽娟还想说什么，但看着警官不耐烦的眼神，只好讪讪地闭了嘴。
回来的路上，停止哭泣的丽娟便开始埋怨陈刚不该去接那个电话，也不该为了回家炫耀买那个破手机。陈刚开始的时候还隐忍着，并没有发作。谁知，丽娟越数落越不象话了，甚至说到不回家订婚了！
当着我的面，陈刚的脸色涨得通红，最后再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你想回家也回不成了！刚才那个电话就是帮我们买票的人打过来的，他说给我们买的两张‘黄牛票’是假的！”
丽娟听了这话，再次嚎啕大哭！
１２２。
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元就这样被“飞车党”抢走了，高价买的“黄牛票”又是假的，再加上包里的零花钱，丽娟和陈刚这个春节损失了将近一万二千元。一万二千元，要陈刚烫多少件衣服，要丽娟查多少件针织衫啊！家是不可能回的了，婚也只好推迟订，两人郁闷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特别是丽娟，原本白里透红的小脸苍白如雪，看得人好心疼！
从公安公局回来的第二天，陈刚便又跑去问结果。但连跑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到后来，警察也不耐烦了，对他便没了好声气。次数多了，陈刚和丽娟便也心灰意冷了。是啊，东莞每天有多少重要案件需要处理啊，对他们来说，一万元算得了什么呢！
因为丽娟没回去，胡海波和李梅只好在我们厂对面找了一间出租房，不但离金秋厂近，价钱也合理得多。陈刚当初之所以租现在这个出租房，是因为那时候丽娟在亮光厂上班，离亮光厂近。但现在两人都在金秋厂，便没有再租在那儿的必要了。还有，现在的房子又破又小，却要每月２２０元房租，每度电１。２元，每月１０元水费，实在是不划算。
因为丽娟他们心情不好，我虽然交了伙食费，但每次来吃饭也是非常郁闷的。两人互相埋怨完了，便将这次不幸归结到房子风水不好。正好在厂里开工的前一天，李梅的隔壁走了户人家，他们便决定搬过去。
因为还不到收房租的时间，陈刚留下来搬家，丽娟便和我到房东的家里结帐。因为平时也算熟悉，丽娟知道房东家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孙女。因为是过节，丽娟特意到杂货店花一角钱买了一个红包，并在里面装了五块钱。
房东住的房子显然是新建的，底层住上，上面几层也是用来出租。房子虽然外观上很气派，但屋内的摆设很乱，一点也不讲究。房东正在逗小孙女，看到我们进去，还算热情。房东的儿媳妇拿着计算器在算着什么，连头都没抬。
当丽娟将那个五块钱的小红包放在小女孩手里时，房东笑了，丽娟趁机提出因租住不方便要退房。房东显然有些不高兴，却也并不恼，因她抱着小孙女，便叫儿媳妇跟我们回去看电表。
房东儿媳似乎很傲，自始至终表情淡漠，始终没有正肯看过我们。连同房租水电，最终计算的结果是２０５。６元。我们身上都没有６毛钱零钱，我心想，六毛钱就算了，但看那女人阴冷的脸，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下去。丽娟见那女人没有发话，求救般地望着房东，房东依然笑眯眯地，并不说话。丽娟无奈，只好给了那女人２０６元，那女人接了钱便出去了。
再回来时，女人手里抓着几张零钱，很认真地数出四张一角的递给丽娟。丽娟委屈地差点哭出来。女人给了钱，又低下头计算着什么。房东依然是笑眯眯地和我们道歉。
走出房东的家门，我恨恨地说：“早知道，那五块钱红包就不给她们了，五块钱可以换成多少个六毛钱啊！她们不仁我们也不义，不如回去把红包要回来！”
１２３。
丽娟苦笑道摇摇头：“算了，一万二都白白送人了，还在乎这五块钱吗？只是我很难过，房东阿姨一直对我很好的，现在这样子，真是人走茶凉啊。”
我叹了一口气，人走茶凉，我在亮光厂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呢。
因为当天搬家时，胡海波、李梅和我一直忙前忙后的，收拾完毕，丽娟和陈刚便请我们吃晚饭。那晚，陈刚破例喝了很多酒，还豪气干云地说：“不就是几个钱吗？就算去年白打工了，今年再挣上来。”边说边爱怜地拍拍丽娟的肩头，开玩笑地说，“只要丽娟没被偷去，我就放心了。”
丽娟脸上飞过一片红晕，娇羞地扬了扬小拳头，作势要捶他。陈刚顺势一拉，丽娟整个人都跌进他怀里，大家全都笑起来。丽娟和陈刚也笑了，这是钱被抢后，他们第一次露出笑脸。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丽娟的笑声不再如过去那般清脆和无忧无虑了。
第二天，金秋厂正式开工。虽然厂门口张灯结彩，依然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人人见面道声“新年好“，脸上布满笑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一块钱，这一块钱是用漂亮的红包包着的。但厂门口那幅长长的红布上写着的“大量招收熟悉手车工、烫工等等”字样，还是提醒着我们，新的一年里没日没夜地赶货又开始了！
据说厂里接了几个大订单，需要及时赶货，所以这次招工破例不再有性别的限制，很多男工闻风涌了进来。男女比例第一次比较接近，一时热闹非凡。
这些新员工中有许多是回家过年的同事从家乡带来的，其中包括红姐１６岁的女儿粉粉。粉粉长得胖乎乎的，皮肤白嫩白嫩的，非常可爱。但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红姐夫妻就出来打工，所以她和红姐十分生疏，她能进这个厂，是红姐花了八百元才勉强塞进来的，在隔壁的针织二厂做剪线工，和红姐一样，很能吃得了苦。
因为新员工太多，我们宿舍原本死过人的那张床也被安排进一个女孩。虽然那个女孩知道原委后几次要求换床位，终被宿舍管理员的一句话“不住那张就打铺盖走人”吓住了，万般无奈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那张床不再空着，那个死去女孩的阴影便也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新员工太多，周桂枝空前地忙碌起来，骂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凭良心说，她其实是个极能干的女孩子。这次她也从家里带来了一批人，那批人中有一个叫周洁的女孩子，按照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惯例，她坐在我和李梅中间。但即便是老乡，周洁有几次还是被她骂得直抹眼泪。
有一次，周洁边抹眼泪边小声告诉我：“她还是我远房姑姑呢，从家里带我了我们五十二个人来，每人还多收了我们八百块钱呢。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没想到一进厂就这么凶了！”
１２４。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周桂枝在远处看到了，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指着我们两人破口大骂：“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上班时间讲话，每人罚十元！”
我赶紧解释：“我并没有说话，是她问我怎样才能包装得又快又好。”
周桂枝的食指转而指向我的鼻子：“还敢犟嘴！我罚你十元还是少的，要是在孟加拉国，今天工资你就别想拿了！”
平白无故被罚了十元，本来己非常心疼，她这样一说，我不由恼怒起来，不悦地说：“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在孟加拉国！”
周桂枝听了这话，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连连用食指远远点我的鼻尖：“你、你听着，顶一句罚款加一倍，现在我罚你二十元！”
本来从前一天早上八点上班，现在己经加班加到凌晨六点了，早己身心俱惫。如果被罚二十元，这一夜的辛苦就是白费了。所以听了这话，我只感到气血上涌，“唿”地站起来，愤怒地盯着她。周桂树上前一步，毫不相让：“怎么，你想吃‘炒鱿鱼’是不是？你再顶一句试试？顶啊！你顶啊！”
我刚想反击，段明兰低声提醒我：“快给周组长道歉，否则她真会炒你的。”
我心中一寒，望着周桂树凌厉的眼神，只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收回眼中我怒火，低下头忍气吞声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
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还想说什么，珍姐闻声赶了过来，问明事情起因后，她劝慰周桂枝：“算了算了，现在赶货，正是用人的时候呢。”周桂枝不屑地看了看我，这才冷哼了一声离开了。
珍姐不满地训斥我：“才加这点班你就又喊又叫的了？我们以前在美国塞班岛时，三天三夜加班都是常事，不加班哪能赚到钱呢。”
我委屈地低着头，任她训着，再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只感觉如哽在喉，喉咙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生地痛，眼泪却不敢掉下来。
那天，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下班。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直接从车间去饭堂吃饭，吃饭时段明兰看到我一脸沮丧，小声问：“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呢？”
我委屈地说：“再苦再累我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