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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也能从《女士家庭》、《麦考尔斯》和《时尚》这些杂志的改版中获益——所有这些杂志恰如贝蒂·弗里丹的传记作者朱迪丝·亨尼西所说的那样“正在重塑自我想象”。女人开始到外面找工作，思考自己的事业，这些杂志的编辑越来越青睐能够提出有争议想法的作家。
罗杰·斯特劳斯则致信时任白宫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 这样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他肯定地说：“我不记得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什么时候我给您寄赠过我给予如此高度评价的长篇小说。”施莱辛格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效力的总统“拥有一个极具票房价值的演员的个性魅力”（诺曼·梅勒语）。肯尼迪政府大力奖掖知识分子，不仅将他们提高到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成为具有新颖、活跃风格的时尚演员，这一风格一方面可以包括在肯尼迪的就职仪式上有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出席，另一方面，在麦迪森广场公园举行的他的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庆典上，邀请玛莉莲·梦露出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成名（9）
《恩主》秋季出版前两个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曾试图将小说的一个节选交《纽约客》杂志先行发表，以推动公众对它的接受。该出版社的葆拉·戴蒙德称桑塔格“才华横溢”，她夸奖说“这是我们出版过的最具独创性、最非凡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当然，它“不落俗套、文学性极高的品格本身，以及它那极端的风格化，不会让每位读者都喜欢”。桑塔格专门为杂志改出一章，但是，《纽约客》杂志编辑罗伯特·海明威却回复说，该小说“离符合本刊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关于小说的接受情况，罗杰·斯特劳斯称“有褒有贬”，他对它正在获得的“大块评论空间”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在《党派评论》上，有位相当难以捉摸的理查德·霍华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就像贡斯当 或者司汤达在《阿芒斯》 中所写的那样遮遮掩掩、干巴巴，尽管在桑塔格这里，华丽的辞藻（对上述作家来讲）过于频繁地提炼为格言——作者难以抵御的种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之一”。驻《星期六评论》多年的格兰维尔·希克斯看得有点迷糊，但他称赞桑塔格“显而易见的才华，她的细致、她的沉思”。他的评价以给予她“所有怀疑的益处”结束。《纽约书评》日后将成为桑塔格许多作品的发表园地，编辑罗伯特·亚当斯认为《恩主》是“一部大胆的、有瑕疵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詹姆斯·弗雷克斯则给予小说高度称赞：“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勇敢、有信心，并作了打磨。非常自信。非常硬朗。”
《恩主》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自信且权威。如果说，约翰·韦恩在《新共和》杂志上赞扬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兴的技巧”，那么，他也自创了一个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责备的短语。他在思忖着让他感到烦恼的她那正式而没有光彩的风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肯定是这个原因！原来它是‘译者的英语’——人们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的欧陆小说杰作的译本中看到的那种拼凑而成的语言。”这种判断罗杰·塞尔也在《哈得逊评论》上表示认同；年轻时，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这份杂志，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她正盼着在该刊发表文章呢。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满心期待着评论界对《恩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因此，上述评论让人好生失望。截止一九六七年年底，小说的精装本才卖出一千八百册，尽管一九六五年元月出版了埃汶版（*on）平装本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卖出了三万三千七百五十本。《恩主》精装本第一版发行不到两周，斯特劳斯就建议桑塔格出下一本书：理论文集。
斯特劳斯敏锐地感觉到，桑塔格在文学争鸣方面的才华会为她赢得更大的读者群。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发出了对抗之声。一九六三年秋，在一次以“今日之文学批评”为题的讨论会上，她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说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接着，她暗示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她认为对后者“评价过高”——这样的评论家彻底完蛋了。（《党派评论》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对桑塔格感到厌恶，他公开讲：“特里林式的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已经过时，反常行为变得时尚。”他对玛丽·麦卡锡又加了一句：“苏珊·桑塔格，何许人也？她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者，尽管她的思想让她显得很前卫。”
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这样的老一辈评论家认为，桑塔格似乎偏爱西蒙娜·韦伊和让…热内这类追寻主体性的极端状态的作家。正如评论家利亚姆·肯尼迪提醒我们的那样，特里林警告人们不要认同其自由的概念包涵了与社会本身相分离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担心，退入自我会导致自我的摧毁。
即使桑塔格有时被归为最后一位纽约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她也经常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他是她最早的一个榜样，但是，她与特里林戴安娜夫妇以及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正如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样，桑塔格在许多方面，逐渐代表慢慢被称为的新左派。她的文学批评主张促使她抛却掉掌控她扬名之前二十年的新批评。与新批评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来讨论文学杰作，而是喜欢对文*流和文化潮流进行全面的浏览，给人的印象是她是预见未来之物的预言家，而非仅是文学传统的维护者。
桑塔格愿意参与到大众社会之中，上一辈知识分子会认为，其参与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那个年代，像苏珊·桑塔格这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当代文化的产物和评论员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为其时代的标志与阐释者，桑塔格成为其书评者的主要话题。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年龄的一代人在大众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桑塔格的任务变得轻松些了。苏珊·桑塔格的平装本作品在大学书店的书架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比如说，一九六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苏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九四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肯尼思·伯克。
桑塔格已开始结交好友，也树立了仇敌。某个为她感到悲痛的编辑哀叹她“在雅俗两方面都要出风头，还有她那犹太美国公主的行径。她个人风格（靴子和一袭黑衣……）的暴徒样儿和她那绝对权威的看法对人有种威慑力。”她有一帮随行人员，“总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一帮女权主义者爱（正确的词应该是‘爱戴’）她那歹徒作风，现在也许过时了。”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带着两名“副官”到场，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的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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