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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丁玲一起来北大荒的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女士，是研究丁玲作品的专家。她坐在一旁目睹此情此景，深为感动地说：“我见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没有像中国作家丁玲这样，和人民有这样深厚的血肉之情。”
第三天一早，丁玲依依不舍地告别普阳农场的亲人，驱车去宝泉岭。宝泉岭这个地名，在丁玲的心里，激起了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她到宝泉岭农场不久，就碰上了“文革”###。在那里，有爱护、关怀她的患难至交；她也曾经在这里，被打得头破血流，腰骨被踢伤，脚背肿得迈不开步。
面包车行驶在半路上，同行的农场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加真带着歉意对丁玲说：“昨天农场总局党委给宝泉岭农场党委打了电话，问他们还有哪些落实政策的事要办，最好趁你回宝泉岭时就给办妥。宝泉岭那边在电话中说：银行里查有陈明同志的一个存折，有600多元；至于抄家时抄走的东西，现在下落不明。”郑加真同志特别声明：“这是补课，做得晚了，请丁玲、陈明同志原谅。”郑加真的话刚讲完，丁玲一挥手，笑着说：“快别说这些了，我这次是来向哺养我的北大荒人还债的，不是来要债的，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停了停，老丁感叹地说：“如果能设法找回那些手稿，那我就万分的满足了。那些钱、物什么的，不用再提了。”
陈明对郑加真说：丁玲1958年写的一本日记，题名《相对集》，1965年时被一位同志借去看了，后来放在农场总局，便不知下落。“社教”时老丁写的《丁队长的家史》的手稿，也遗失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已写了8万多字，当时怕被造反派抄走，曾送去别处保藏，但后来又怕牵连别人，只得把手稿用牛皮纸包好，再用麻绳紧紧地捆扎起来，交给农场公安局。陈明不无感伤地说：“当时，我对公安局的人员说：‘这包材料，是丁玲的罪证，我特地送到公安局来，请你们一定要锁在档案柜里保存好，以后给丁玲定罪，就全凭这包材料。原以为公安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那知不久，砸烂公检法的风也刮到了农场，公安局几经夺权，这部手稿，是再也查不到了……”
丁玲接着说：“反正我下定了死心，不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死不瞑目。”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写北大荒的计划，怕是完不成了，只好把一些人物放到我的回忆录里去，弥补一下吧。北大荒的回忆录，我是一定要写的。”
开车从普阳到宝泉岭，两个小时就到了。丁玲离开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街，房屋低矮，破破烂烂。最近三年，宝泉岭大变样了。除了她挨批斗的工人文化宫那幢“大”建筑物还记忆犹新之外，其他的地方，她几乎都认不出了。一座新建的招待所，坐落在半山腰上，站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整个宝泉岭映入眼帘：红瓦绿荫，在城市远处，就是一望无边的滚滚麦浪。好一派北国粮仓的景象！
“文革”中的难友，挤满了丁玲的住所。和她一起蹲牛棚的谢桂琴来了，在六委一起做家属工作的胡冬莲、张文豪都来了。胡冬莲如今已50出头，长得矮胖，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一张口还是道地的湖南乡音。她一见老丁，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然后慎重地打开，里面是她珍藏的一张照片。丁玲一看，又惊又喜地喊了起来：“胡冬莲，这张照片，你是怎么保存过来的？”这是1965年宝泉岭农场六委被萝北县（按：宝泉岭当时属萝北县）评为家属工作先进单位，派代表到省里开会，胡冬莲、张文豪她们行前和丁玲拍的一张合影。当时丁玲再三推辞，她们不依，都说：我们六委能当先进，出席省的表扬会，全是你老丁领着干出来的，你不合影，这合影就没法拍了。丁玲这才被硬拉着坐在中间，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不料“文革”一来，这张照片却成了“罪状”。造反派逼着参加过合影的家属，把照片烧了，有的还挨了批斗。唯独胡冬莲不信邪，就是不交出这张照片，还把它挂在家里。抄家风盛行时，她说：“谁不知道我是贫农，敢来抄我的家？”她这一诈唬，反倒没人去找她惹麻烦了。
重返北大荒（5）
丁玲笑着说：“当年在六委做家属工作的姐妹都来了，大乱不死就是福，待一会儿，咱们还按照片上原来的座位，再照一张合影吧！”满屋的人一听，都热烈鼓掌，欢笑开了。
曾和丁玲同住一个牛棚的谢桂琴，与丁玲有特别深的感情。我在宝泉岭农场采访过她。我们在一起坐了两个小时，只断断续续地谈了20多分钟的话，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她都在伤心地哭。她哭着说：“老丁可是个好人呀！她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她不哭，还一个劲地劝我。”谢桂琴老太太的父亲，是抗联第五军的战士，在她13岁时就牺牲了。不知哪来的“材料”，说她“带枪投敌”，抗联的八女投江，就是由于她的“出卖”。老太太哭着说：“老丁替我一算年龄，那时还是个孩子，哪来的‘带枪投敌’。老丁劝我：你这是一桩冤案，可以查清的，一定要相信党。春节前一天，要放我回家，老丁忙着替我收拾行李，我看着老丁，我哭了。老丁问我：放你回家过团圆节，是喜事，哭什么呢？老丁这一说，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我回家了，不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吗？老丁听我这话，也半晌不说话了。”停了停，谢老太太带着一股高兴劲对我说：“我不识字，造反派要我交代，都是老丁替我写材料。有一天老丁正趴在桌上写，一个造反派走进来，对着老丁大喝一声：丁玲老趴在桌上写什么，站起来请罪。”讲到这里，老太太笑了。她说：“我见老丁从凳上站起来，低着头请罪：‘丁玲有罪，丁玲该死，丁玲死了喂鸡，鸡吃了也拉稀。’那个造反派没听清楚，又吼叫着说：再说一遍！丁玲照原话又念了一遍。造反派听了，气呼呼地说：‘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转身，走了。”
谢老太太接着说：“我当时也忍不住要笑，这老丁不管什么随口都能编出来。”我们笑后，再一回味，丁玲的这几句“请罪词”，不就是对造反派最辛辣的讽刺吗？
重访宝泉岭的丁玲，同陈明一起，沿着他们当年住过的那排拉哈辫子墙垒成的“六十户”泥草房，探寻旧日的踪迹。泥草房塌了，“六十户”前的泥土路已经杂草丛生，大多数家属都搬进了新居。丁玲正走着，从一座旧房的瓜棚了，走出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老丁，连声说：“这不是老丁吗？”丁玲也赶忙迎上前去，双手握着老太太的手说：“这不是刘大嫂吗？”
“十多年了，你还记得我？”
“我哪能忘哩，咱们是邻居呀！”
“你看我这十来年，牙都掉光了。”
丁玲扶着老太太，亲切地问：“你那腰痛病好了些吗？你的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怎么没盖新房，还住在这里？”
丁玲重访北大荒，在普阳、宝泉岭、汤原这些她曾日夜怀念的地方，留下了她的欢笑，留下了她对北大荒人的感激之情。她离开北大荒时，农场总局的领导同志，听说丁玲筹备出版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缺少经费，他们对老丁说：“这犯啥愁，给你100万够不够？”普阳农场的同志说：“老丁是我们普阳的人，我们再加10万。经费的事，我们包了！”
丁玲感激地说：“还是娘家的人亲。有了北大仓做后盾，《中国》的经济实力，谁也比不过。”
归来华发苍颜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1981年11月初的纽约，寒风袭人。满头银发的中国著名作家丁玲，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慢步走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台。她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讲述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感人经历：从她14岁投身“五四”运动，一直讲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十年###，讲到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她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什么力量使你能够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人民，带着党历来对我的教导，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丁玲在依阿华、芝加哥、普林斯顿、华盛顿、哈佛、耶鲁等大学的讲演，都使听众为这位中国著名作家在坷坎、多难的一生中体现出的那种刚毅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所吸引、所感动。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学讲台上，她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中国作家的骄傲，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最高生活准则的美国人，是不能理解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为什么还如此朝气蓬勃？你们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党和人民，也都在同样遭受到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个人的一点损失算得了什么呢？”她敞开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中国作家闪光的心灵：“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到一点挫折呢？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长歌当哭，抑郁终生。但我决不能沉缅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有挑剔，我更不能随和少数人那种虽出自好奇心，但忽视全局、轻易做出的片面的论断。我们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埋头实干，勤奋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
有一位美国记者问丁玲：“听说你是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中国和美国对比，你有什么感想？”
丁玲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们的这一辈，由于经历过义和团起义、旧上海等等的日子，都难免把外国人看为侵略者。同样，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肮脏的、丑恶的、落后的。看看你们的美国电影过去如何描写中国人，就是例子。记得三十年代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拍的电影，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惹起了群众的愤怒，几乎造成暴动。后来，由于美国人对共产党有偏见，又把中国人看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民族……
“你们美国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富裕了起来。在中国，我们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每个家庭都有冰箱、彩色电视机……”丁玲，以崇高的民族自尊感，坦率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与理想，对美国记者说：“不错，你们都有汽车、房子，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从精神上来说，你们是相当贫乏的。你们没有信仰……年轻人关心的，似乎都是性，男女之间似乎缺少美丽和崇高的爱情。如果两个人睡在一起，生活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分手，而没有想过共同建立两个人的未来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