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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战场归来(第三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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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待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摁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车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车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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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2)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二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一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待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车。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艾奥瓦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迷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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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坦克,进攻!(1)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龙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11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接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们儿。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  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上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听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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