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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给的条件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一次性给予一笔类似于“遣散费”的款子，数目相当于一个旗兵五年的俸银。也即这家旗户未来五年的总收入。这笔钱，大致是三百两银子。
一个是，解除实施了两百多年的对于旗人的从业限制，允许旗户“自谋出路”。同时，“协助生业”，就是给予“就业指导和帮助”。
这个“协助生业”，包括一段时间，大约三至五年内，免缴、少缴各种赋税；国家给予小额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无偿提供种子、农具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发东三省”。
关卓凡说道：“东北是我朝龙兴之地。进关以后，顺治朝以降。都把东北当做咱们旗人的‘后方基地’。既然是‘基地’，就得用心经营；现在这个样子，千里沃野，就这么白白的荒着，算怎么回事？说句难听点的话，万一哪天咱们在中原立不住脚，退回关外，一大家子，一块儿喝西北风吗？”
清朝对东北的政策，是把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不许汉人染指。可旗人大多进了关，那么一点子人口，向全国一撒，胡椒面一般，哪里显得出来？更加没有多余的人力开发关外了。
这个政策，早些年还不觉得什么，到了清朝的后期，愈来愈莫名其妙，很多人包括旗人都觉得不对劲。可一来这是“祖制”，轻易动不得；二来旗人自己没这个人手，如果要开发东北，就得允许汉人出关，所以十分纠结。
现在如果像关卓凡说的那样改革八旗，就会有相当的人手腾出来，正好赶到东北去开荒。
关卓凡说道：“博川，你想想，一个东北，认认真真地开发起来，能有多少生发？我估摸着，顶的上小半个中国！”
听着十分美妙，可前提是“改革八旗”。
文祥虽然已经表示“愿追随贝子”、“粉身碎骨，在所不计”，但还是觉得，如果真干，恐怕真的就是“粉身碎骨”了。念及于此，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狡黠地一笑：“博川，你放心，这件事情，咱们一定做得成。我和你，都不会那么容易‘粉身碎骨’的。”
文祥精神一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妙之极矣，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
关卓凡的“改革八旗”，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也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得通过本旗的上层，才能传达出来，形成舆论，影响施政。
如果旗人的上层——主要就是宗室，不肯出声的话，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关卓凡宰割了。如果是汉人，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旗人，连这个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
当然不能靠吓。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即便有了，人家嘴上不说，脚底下使绊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招，多了去了。
要想法子，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至少，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
听起来天方夜谭，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一个字，“买”。
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于是改革半路夭折。在农业社会，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为生产力有限，奶酪就那么大，我多了，你就少了。不你死我活，分不清爽。
进入工业社会，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缓慢的代数级数，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社会财富的获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
就是说，社会财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使新、旧两个阶层，第一次有了共同获益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关卓凡有了向旧的统治阶层“赎买”支持的可能性。
至少，短时间内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把这种可能性“变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
关卓凡打算筹建一个叫做“奉恩基金”的东西，专门对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发放“恩俸”，以及为生活困难的闲散宗室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
“奉恩基金”的资金来源，在名义上，明确定为：从各地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的盈利中，按比例抽取。
清朝的宗室到了这个时候，生息繁衍，总人数得以万计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盛京，主要是远支宗室——这部分关卓凡是不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实际上是被皇室“监视居住”的对象，没有什么话语权。
关卓凡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宗室，又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有爵位，大部分是所谓“闲散宗室”。
这两部分要区别对待。
身上有爵位的宗室，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
在京的宗室，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远支的比例就更低，有的不过百分之几。这有赖于清朝独特的“降袭”封爵制度。即爵主去世后，他的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而且，是降一等继承。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
关卓凡算盘中的“恩俸”，说白了就是给有爵位的宗室发多一份工资。
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义工资，其实并不算高。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两银子，最低的奉恩将军一年不过一百一十两。关卓凡这个固山贝子，瞅着威风得很，一品大员都要下跪请安，但一年俸银不过一千三百两。
而且，爵位的分布，由高而低，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走向。塔顶的亲王，不过十来位。
关卓凡算过一笔账，如果仅仅是给这拨人发工资，一年一百万两银子就够了。
*（未完待续。。）RT
第五十二章 顾问委员会
当然，“恩俸”的数字，并非完全比照俸银。关卓凡的想法是，金字塔上部的稍少一点，金字塔下部的稍多一点，就是说，把大家的距离拉得稍近一点。
至于闲散宗室，人数庞大，但真正过不下去日子的，毕竟是少数。补贴也好，贷款也罢，实际支出不会太多，而且，一定是“严格审查”的。
闲散宗室也有相当的影响舆论的能力，但并不直接掌握话语权。对于这部分宗室，主要是邀买名声。
“奉恩基金”的发放，是有一定的弹性和条件的。比如，每个月发放“恩俸”的数量不是恒定的，“基金”收入多就多发，“基金”收入少就少发，“基金”没收入了，就可以暂时停下来。
某宗室如果受到朝廷的处分，也是可以“停俸”的。
和“双俸”一样，“奉恩基金”的“恩俸”，也可以不要。比如，某宗室如果反对新政，就有人会问一问你，要不要“辞了这个恩典”？
所以，支持还是不支持“新政”，大伙儿看着办吧。
如果每年花个一百几十万两银子，就能买个耳根清净，就能避开改革的种种阻力，值不值呢？
国家每年虚掷在“将养八旗”上面，要两千万两；即便省下一半，也是一千万两。
上海关的关税，一年超过一千万两，一百多万，不过上海关年入的一个零头。
所以，太值了。
实际上当然不会那么美妙。最有能力影响政策和人事的宗室，比如恭王和几个铁帽子王。并不见得在乎这点钱。不会为了这点银子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取向。
可有人在乎。在乎的人数还不会是少数。对于一些低阶爵位的宗室，一年多个几百两银子，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反对新政，就是反对他们的荷包。在上位者，不能不虑及“民意”啊。
还有，也不见得不能用经济手段，对宗室里面的几个大头子施加实质性影响，无非在哪个工矿里面给一点干股就是了。
这样。“新政”和旧统治阶层一定程度上就绑在了一起。
当然，最大的“赎买”对象，其实还是紫禁城里的那两位御姐。这个，关卓凡已经成竹在胸，另做计划了。
这是旗人的“上层”，至于拿来开刀的旗人“下层”，关卓凡认为，阻力不会像文祥等人想象的那么大。
当时的旗民，由于朝廷的奇葩制度——旗人除了当兵，什么事情也不许做。因此常常是一大家十来口子人，全靠一个当兵的一个月几两饷银过活。许多人家生活极其困苦。
北京还稍好点，在外省驻防的旗人，景况更窘。每年都有不少旗民冻饿而死，甚至不断生出了“逃旗”——贫困的旗民，宁肯放弃身份，逃去无踪，只求一条活路。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关卓凡就不信，有人宁愿饿死冻死，甚至“逃旗”，也不愿拿三百两银子，去搏一条生路？
特别是开发东北，朝廷的“优惠政策”更多，可以极低的、象征性的价格将土地租给旗人耕种，还可以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农具，购买或租赁牲口也可以予以一定的补贴。
不会种地不要紧，汉人会啊，可以允准旗、汉合伙，共同耕种，收成双方均分。事实上，山东一带，已经有许多汉人开始偷偷地“下关东”了。这种事情，禁不胜禁，不如大家合伙来干！
关卓凡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摆出来，文祥愈听眼睛愈亮，一件本以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怎么一过了关贝子的手，就像是一定能做得成了呢？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彻彻底底地“服”了关卓凡。
这种“服”，既包括理路上的“佩服’，也包括心态上的“降服”。
这种心境下，关卓凡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就觉得没有那么刺耳了。
关卓凡说道：“既然咱们觉得，这班人不好用，这个制度不好用，那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们绕开他们，另起炉灶！”
所谓“另起炉灶”，是在现有的各个衙门之外，新建立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机构，可以简称“顾委会”。关卓凡的意思是，新政里边，其他衙门办不了的，又或者拖拖拉拉办不清爽的事项，放到这个“顾委会”来办。
关卓凡说的轻描淡写，文祥也正在对关贝子的纵横捭阖、高瞻远瞩欢喜赞叹，可还是马上意识到，这个叫做“顾委会”的新衙门，名字低调，其实权重，只要请一道旨，便什么事情都能够办了！
那么，这个“顾委会”，将来会不会和其他的衙门，特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生什么冲突？
可这话不好直接问出口来。文祥正在沉吟，脑子中突然一亮：自己太傻了，这有什么好问的呀？这就是来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的——这也是一个“盘口”啊。
当下郑重表示支持，并说了一句“六爷也是一定赞成的”。
关卓凡微微一笑，心说，你恐怕并不真了解这个“顾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