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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无须夸张，在事实面前，早就应当承认，那些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对不是普通意思上的安全意识与安全技术方面的问题。唯有看清生命如何在幽深的矿井里挣扎，感受到人性如何在金钱的血腥中摸索，我们才有可能清楚明白，煤矿之难，根源在于乡村有难。
富饶的乡村当然会风景如画，贫瘠的乡村同样也会风景如画。是那些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将二者区别开来。唯有这样的文明，才不会只让乡村中人独自深入到黑色矿井中，用柔软的血肉之躯，用脆弱的神经骨骼，孤单地面对阴险的瓦斯，以及不是天崩地裂胜似天崩地裂、不是山呼海啸胜似山呼海啸的种种灾难。来自乡村，也只能回到乡村的挖煤人，任何稍有权威性的媒体或机构，甚至于个人，都不会将他们称之为工人。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工人。他们用来挖煤的方法，一如在遥远身后的乡村中种种垦殖。他们用来挖煤的思想，一如在昨日家中盘算田地里的收成如何能养家糊口。他们离家千万里成群结队地钻进某座矿井，唯一的快乐就是可以活着带上比黑血还要血腥的一点货币，回到妻儿与娘亲身边。
人所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在我的那种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童年时代，同班同学的煤矿工人父亲，其身份还是十分可疑。即便是特意穿上矿工的劳保服装来学校看儿子，也难得有人认同其是地位崇高的工人老大哥。不仅家里的菜地是他必须种的，每到双抢季节，他还得赶回来，等不了进家门，就在田边挽起裤腿，一步步地迈入泥泞中，帮助妻子，多挣几个工分。所谓休假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借口，就连与爱妻共度久别之后的春风，也不过是扔在长途汽车上的一场美梦。又譬如，也是那个年代里，不要说那些动軏有事惊天动地的钢铁工人，也不要说那些必须军事管制才能控制的铁路工人，就连洁净柔順的纺织女工都能够组织起来，间或做出几件足以使人叹为观止的造反业绩来。在举世皆惊的红卫兵大潮中，不是没有出现煤矿工人的旗帜，只是他们连风都没来得刮一阵，就如云雾一样散去，后来发生的一场场暴风骤雨，基本上再没有他们的事了。
与英国煤所带来的变化相比，思来想去，一切都在指向意识形态。最早的煤，大家都一样将其等同于金钱，后来，有的变化了，进步了，认识到煤的背后是文明。那些不愿意变化的，不肯进步的，则继续原始形态，只看见那些拼得性命从千百米深处挖掘出来黑色物质在散发着金钱的光泽。
意识形态的煤，决定着文明欧洲。被古典的莎士比亚痛斥的商人，在文明的背景下，并非百分之百心甘情愿地设计了今天的煤矿，如怕它在一千五百米深处，当瓦斯浓度达到百分之一点五的警戒线时，矿山用电就会自动脱闸，中断作业。井下新鲜空气浓度不达标，系统也会自动“*”。二○○五年七月十一日，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新疆伤亡人数最多的阜康煤矿矿难，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矿井在七月一日时的瓦斯浓度达到了百分之五点八五，八日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五，十日仍然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三。按照操作规程，当瓦斯浓度超过百分之一时，井下也应立即停止作业。看上去比欧洲标准还严格的操作规程，在没有成为一种文明之前，只要拿来与金钱的稍作比较，种种记录在案的危险，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意识形态的煤（12）
柳宗元在很久以前就对人说过，永州的郊野生长一种奇特的蛇，黑色的皮质，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都要死掉；如果咬人，没有什么办法医治。然而捕捉到这种蛇，把它晒干用作药饵，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拳曲、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当初，太医用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够捕到这种蛇的人，用所捕捉的蛇来抵租赋。永州的百姓争着干这差事。有个姓蒋的，独自享受这捕蛇抵赋的好处已有三代人了。他爷爷死在捕蛇抵赋这差事上，父亲死在这差事上。他接着干了十二年，有好几次差点死掉。柳宗元怜悯地问他，怨恨干这差事吗？还打算去告诉主管官，更换他的差事，恢复他的租赋。想不到他却大为悲伤地说，他干这差事遭受的不幸，远不如恢复租赋遭受的不幸。要是先前我不干这差事，那他早已困苦不堪了。他家三代人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从前和他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他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他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他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他小心喂养蛇，到时候把蛇送上去交了差。一年当中冒死的情况只是两次；其余时间他就可以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比起那些死去的乡邻已经是要晚了，他怎么敢怨恨这差事呢？
文学留下来的古代经典，读起来颇与那些来自乡村不配称为工人的挖煤人情形相似。挖几年煤，年轻人可以娶妻生子盖新房，中年人可以供儿女完成学业告别乡村，除此谁能使他们做到这些没有一定数量的金钱而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哩！
矿难的状态无疑也是乡村的状态。那些频繁发生的矿难，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综合因素而导致苦难的一种最为尖锐的爆发。又由于它们通过煤在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因素，而变得与在乡村中司空见惯的灾难与众不同，才导致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活法，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幸福可能望见，如果背井离乡去挖煤只是许许多多选择的一种，如果乡村有足够力量吼一声——狼崽子才去买命挣钱，那些在面对可以免除矿难因素时的冷血不仁就不会如此盛行！矿难之于乡村正好比那些年轻的挖煤者，横下心来用生命赌一个明天。
当年的恩格斯就曾有过切肤般提醒，任何一种行当，当利润达到二十倍以上时，哪怕有杀头丧命的危险，也难阻挡人们的铤而走险。除了肉身与力气，再也没有其他资源的乡村，下一次井能赚到几十元人民币，已经远远超过所谓利润的二十倍了。用不着修辞与夸张，这些在一千年之后，仍然像英国农奴那样采煤的乡村中人，无论用哪一种客观事实来判断，最合适的身份就是如今无人敢说，也无人愿意承认的——“煤奴”。这种身份是由田野上的收益来推定。打开无数乡村之门，往近处看和往远处看，都无法排除与贫瘠两相依和落寞生生不息的风景。假如乡村有资质，煤的本质并不难识透，可惜在堆积如山的肉身与力气之上，是可叹的渴望，以及可叹得只能在渴望之上风雨飘摇的幸福曙光。假如乡村可以用生命去赌博生存，那些炼狱般的采掘巷道就不得不重新按照与文明相符合的标准来修建，不如此就无法取得那些不必深入到几百米深的地下也能衣食无忧的人们对此类工作的信任。换一种更为通俗明了的话来说，乡村生计只要达到城市生活最低收入的社会保障水平，那些顽固得像癌症一样的矿难就会不治而癒。想一想，明明晓得眼前矿井是那专门埋活人的墓道，只要不是实在没有别的活路了，谁还会往里钻？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将煤的出处设计成宛如闲庭信步的诱人风景，有谁会将将自身每天埋葬一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实，从一*九年进校到一九○一毕业，先生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院当了三年“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的学生。当然是与这段经历相关，先生才会在后来的《中国地质略论》一书中，称自己的祖国为“世界第一石炭国”。在专业论述之外，还描述了列强们对中国煤炭贪欲之心，先生曾说：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大问题者也。盖以汽生力之世界，无不以石炭为原动力者，失之则能令机械悉死，铁舰不神。虽日将以电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则吾所敢断言也。……李希霍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国！’吾以之自喜，吾以之*。然有一奇现象焉，即与吾前言反对者，曰‘中国将以石炭亡’是也。”那个时代的鲁迅只能理所当然地优先看到国之将亡，祸根在于外来的列强，所以先生才大声呐喊，将盛赞中国煤炭的那个德国人称之为：“日后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那个时代的国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用更大的热情阐明：“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的主要物。”
“以平定煤铸太行铁！”
在山西省阳泉市“天下第一川”公园的纪念碑上，至今仍镌刻着国父当年的梦想。近百年来，国父的梦想，几乎要换写成：以乡村血浸现代煤。在文明的天平上，乡村这只意识形态砝码，有一点点不确定，社会和谐就只能是痴人说梦。曾经担心中国将因煤而亡国的鲁迅，所放不下来的是外族的侵犯与撂夺。以后人之见来看，还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得更为深远：惟有煤能铸铁，薪火之煤都不好，哪来江山如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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