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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杨，没有在会客厅，而是在他办公室里见的面。他态度暧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这次见杨虎城时，他连他的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也不让参加谈话，杨此时就是如此谨慎。我谈了孙殿英去西北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缄口不言，我就不好深谈了。我也懂得，他不到有利时机是不敢动的。孙蔚如此时又不在西安。我没住几天，就到甘肃去。那时到甘肃还没有铁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航空线……即通过西北上空往欧洲去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小飞机，不是客机，有两排凳子。我坐这架飞机，没有什么人，几乎是专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军队还没有进去。朱是蒋的嫡系，我到朱那里，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并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走哪条路线为好？”见面一套官话吧。他也不表态，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我反正表示尊重他，其实我去也不是为此目的，是想从甘肃到青海，能跟回族军队联系上，得到回族军队的谅解。西北这里回民多，马在地方上有基础。我过去讲过青海马步芳有一个师，兰州以西，甘、凉、肃，到玉门关一带是马步芳的弟兄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有一个师。进甘肃首先遇到马家部队，深进去最有力量的还是马家部队，我那时想去跟马家接头，搞好关系，取得马家谅解。可是，我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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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1）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从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便常住在北平，这期间我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勤良巷一号的时间最久，开始也住过鞑子营和南长街，但时间不长。公安局登记的名字是化名金注东。几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这时，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蒋活动仍没有停止。直到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机，国难日深，人民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上海？？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1934年夏秋间，我再到上海，见面的已？？不是刘子华、胡老八，这次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当时他化名老陈。这次与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党员，因为它在孙蔚如部队曾代表孙蔚如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因此带他到上海和组织谈谈，？？向王世英介绍后，王世英也和他见了面。由于上海的环境太坏，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机关迁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报处，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里，他告诉我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络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为止。几年中和北方联络局的成员接触的有王梓木（解放后辽宁省委）、南汉辰、陈雷（解放后山东省委）、邹大鹏等，王梓木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
西安事变以前这几年，我们虽在北方有些活动，只是实际效果不显著。我在北平主要是隐蔽利用一些社会关系，搜集情报，了解华北各方军政活动，策动反蒋。组织也交给管理过个别人的关系，有时也临时给点任务，如王世英在北平要我给南苑一个学兵团送信，信是送给周大鹏的。这个时期，杂牌军队仍然有反蒋活动，我们在北方也搞了些反蒋活动，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时，曾利用蒋宋矛盾和华北日本进行侵略的紧张形势，促成宋哲元在华北建立情报网组织。“双十二”前后，？？过王世英交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准备利用张克侠（？？林业部副部长）在宋哲元部队（华北政委会）做参谋长的关系，派我打进宋的部队情报处，利用宋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建立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由我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我已？？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接了头，？？他介绍和他们的情报处长见了面，可是，还没有进去工作，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这些事也就中断了。（叔叔靖实秋回忆：他（靖任秋）于1934年春回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离开北平。在此期间我和兄嫂一起居住，共同生活。我知道兄嫂都是共产党员，有时他们在家中开会，我就在门外放哨，常联系的如刘秉琳、武伯昌等我都认识。有一次国民党派便衣到家中搜查，无所获而去……靖叔平）到了“双十二”，情况才有变化。“双十二”我们得到消息很突然。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北平有些社会关系，“双十二”把蒋介石捉住，我在北平当天就听到这个消息。一提捉到蒋介石，高兴得甚至跳起来。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天天屠杀共产党，破坏革命。听到捉到他，真是高兴得发狂。可是，很快就听说要释放蒋介石，那时我们都很不理解，捉到为什么不杀？为什么还要放他？认为应当杀掉。很快，党内就有通知，对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作了很多解释。从大问题看，我们也就清楚了。如果杀掉，正中了反动家伙们的计。何应钦在南京作积极的用兵打算，一是想消灭张学良，更主要的是：打得厉害就不能留蒋，等于促蒋必死。中国必然陷入混战，实现抗战就不可能。内部必先一致，才能抗日，这个道理很清楚。
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2）
此时，孙殿英已到了北平，北平正活动反蒋。宋哲元知道孙殿英地下有些力量，就派人把孙找到北平来。孙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到阎的监视，连他要出山西都不行。他要想在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下出山西可不容易，阎把他放到那里看着，必要时再用。 孙殿英离开山西走得很别致，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工于心计。他不告而别，又怕自己没有武装，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出点问题怎么办？军阀靠武力靠惯了，社会上也确有这种暗杀的事，他就带了两个佩枪的便衣卫士。他的两个便衣，在山西省内没有人检查，可是坐火车离开了山西，到了河北省铁路沿线，遇见检查怎么办？他想，离开太？？，他就到了宋哲元的地盘。他索性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护照。你猜他怎么开的？他这时又没有官职，他就利用自己的名气，用“孙殿英”三字，开了一个条子，证明卫兵是他孙殿英带的。出了山西遇到宋哲元的人，宪兵队不承认他，也会知道他，不会轻易难为他，只会向宋哲元报告，一报告就没事了，因为宋正想找他。他的估计不错，他就这样从山西平安来到北平。这些人都有钱，拿出点钱来养活一批人不成问题。他到北平后住北兵马司，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花园，小楼，花厅都具备，在晋祠的很多人都跑来了，过去跟过他的人也陆续来到，他拿出一点钱来养一批人是不成问题的。宋哲元本来想利用他，也就不怕孙周围人来得多。我那时在北平活动，也沾了他的光。我们在那里活动，带半公开性质，宋哲元也不干预。几年当中我能在北平呆得住，就仗有这么点关系。
“双十二”之后，张、杨很快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形成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我党在这当中是具有指导地位的。“双十二”时，除恩来同志到西安，红军也向西安接近。张学良并不害怕，他准备在潼关？？敌，就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拒国民党部队。孙蔚如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我电报，要我去他那里。从“双十二”到释放蒋，有半个月时间。大体上我是在过旧年时接到孙蔚如的电报，过了年才去的。第一，过去是那么个关系；第二，看见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离开北平前，？？王世英决定，将我在北平的关系交给萧明（解放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和孙蔚如见了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策划内战的阴谋，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全国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