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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道诏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明帝与他的兄弟楚王刘英都将佛教与黄老之学混同于祭祀与方术。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而皇帝公开肯定这种做法，并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在全国发起向楚王学习的号召，无异于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尊道崇佛”运动。这一记载使我们注意到，“浮屠”作为祭祀对象，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文件中，得到与黄老祭祀同样的肯定。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几个儿子，都喜欢鬼神方术，其中也包括后来继承了帝位的明帝。明帝即位后，对于谶纬之学非常重视，曾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的编写，甚至以谶纬解释儒家经义，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在汉初五行思想，神仙方术在当时不仅影响到儒道两家的学说，还直接被应用到董仲舒的治国之道中。后来的方术、祭祀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浸染，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佛教作为外来的“异术”，很可能也在明帝的“研究”之列。当时支撑黄老祭祀的，是一群专业或半专业的“方士”们，支撑“浮屠”祭祀的，就是那些沙门（桑门）、居士（伊蒲塞）。所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佛教徒与方士也就没什么两样。在此我们来关注一下前面那道诏书中提到的居士（伊蒲塞）与沙门（桑门）。在当时，所谓沙门，都是来自西域的胡人①，或移民汉地的西域侨民和他们的后代。当时中国没有出家人，汉地的信徒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居士。当时汉帝国宫廷乃至各封国，对于“方术异技”都十分热衷，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巫师们的咒语（3）
然而，这种“方术异技”玩得过了火，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叫做燕广的人，向明帝举报了一桩谋反事件，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位被皇帝表彰过的楚王刘英。他因为迷恋方术，广交“方士”，结果越玩越大，竟然制作出“金龟玉鹤”，并在上面刻有所谓“受命符瑞”。楚王借方士之手，以符图谶言昭示自己的野心，这一下惹祸上身，被人告发谋反，并查有实据！刘英一下子由皇帝的好兄弟，变成了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也许是明帝感念这位与他从小玩大的兄弟，从而网开一面赦免了他的死罪，刘英被流放丹阳。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明帝对其他涉案人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心软，受株连者千余人全部被杀。
其实在汉代，由于方术的横行而罹受杀身之祸的，岂止一个楚王刘英！就在刘英案发的164年前，西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3年）汉武帝的太子刘据，也曾因“巫蛊”之祸而成为牺牲品。
“巫蛊”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加害他人的方术，施术者用桐木刻制仇人的形体，用象征刀剑的铁针，扎进它的全身，并把它埋入地下，时常用恶语加以诅咒。据说，这样可以使对方招致灾祸。这种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方术，竟然在宫廷妇女及权贵妇人间大行其道，成为她们相互嫉妒、仇视的发泄方式。大概是这种事情频繁发生，搞得人心惶惶，后来因为相互嫉恨，他们都纷纷向汉武帝告发，污蔑对方以“巫蛊”诅咒皇上。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记载，汉武帝曾下令严办，对那些被告发对他施巫蛊的人大开杀戒！后宫的嫔妃、宫女和受到牵连的大臣数百人被杀。然而，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容易招致人们的好奇心，这套害人方法一直在秘密地发挥着它的功用。
一次，汉武帝午睡时，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数千“木人”手持棍棒前来袭击他，惊醒后身体感到不舒服，精神恍惚，由此患上了健忘症。一位叫江充的人，信誓旦旦地宣称武帝之病是因“巫蛊”引起，也就是说，有人在使用这种给桐人扎铁针的恶毒咒术诅咒皇帝。一向迷信的汉武帝闻听此言大怒，立即命他全权查办此事。
江充这个人，之所以如此受到汉武帝的信任，是因为他既善于顺着武帝的心思行事，又是一位推动力极强的阴谋家。他原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后来因得罪了赵王太子刘丹而逃出赵国。如同丧家之犬的江充，将他的前主子赵太子刘丹告上朝廷，刘丹的隐秘私事被他一股脑抖搂出来，因此而失去赵国太子身份。汉武帝召见了这位敢于扳倒自家主子的勇士，见面后，竟然被这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衣着华丽的“帅哥”镇住了，心中感到惊奇。与他谈论了一些政事后，陛下竟然龙颜大悦，被授予他直指绣衣使者的要职，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廉政公署署长，有点像朝廷内部的监察部门，皇亲、近臣们违制奢华等不法行为都在他的监控范围内。此后，他的检举、弹劾工作异常繁忙，并大见成效。武帝觉得他忠诚而耿直，因此愈加信任，渐渐授予了他过大的权限。
领到圣旨，江充立即率领一批胡人巫师，掘地三尺，竟然真寻找到了桐木人偶。于是他将自认为可疑的人抓捕问罪，并对被捕者滥施重刑，逼迫他们认罪。官吏们也瞅准时机争相参劾他人大逆不道，以达到排除异己泄私愤的目的，民间百姓们更是相互指责他人“巫蛊”害人，以报私怨，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直到各郡国，先后因此而被捕杀的人达到数万之多。
江充与同伙，曾多次在皇上面前陷害过太子母子，他深知皇帝年老体衰，一旦驾崩，自己的脑袋随时都可能搬家。于是，先下手为强，企图借皇帝手中的刀置太子于死地。他指使胡巫向皇帝进言道：“宫中有蛊气，如不除去，皇上的病就不会好！”武帝信以为真，令江充进宫彻底清查。这样一来，后宫禁地到处都被江充等人随意挖掘，他们甚至将皇帝的宝座毁坏以挖地找“蛊”。紧跟着，后宫、太子宫的地面都被翻起，以至于皇后、太子都找不到放床的地方。
巫师们的咒语（4）
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找到的“桐人”最多，还发现了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并奏请皇上。太子刘据非常紧张，向他的老师少傅石德请教对策，石德自知太子出事自己也将不保，于是设计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抓捕并处死。刘据也不得已因此起兵。武帝闻讯大怒，立即调动国防军，并亲自指挥，对刘据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刘据很快兵败，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虽然事后武帝有所醒悟，但此事却已不可收拾。
汉帝国开国之初，就有非常重视“方术”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刚一登基就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祭祀各类神灵的官员。这些官员与一般官员不同，有男性也有女性。男性官员叫做祝官，他们的功能是以各种美好的言词取悦鬼神；女性官员叫做女巫，其功能是用妖媚的舞姿和甜美的歌喉，请神降临。其中包括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等，这些很可能是掌管帝国不同辖区的祭祀官员。此外，还有专门祭祀河神的河巫，祭祀南山的南山巫等。
汉武帝时还大肆吸收被征服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各种“方术”，以丰富和完善汉帝国的方术祭祀形式与手段。武帝征服越族后，将越族传统的“越祠鸡卜”之类的巫术方技引进，并大力推广。此外，武帝还重用匈奴巫师，前面提到的那位江充就是被称作“胡巫”的匈奴人。这种大量吸取各地各民族乃至外国“方技异术”的做法，在政府的推动下全面而广泛地进行着。此时“方术”作为国家政治的附属品，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常繁荣的景象。
悠远的传承（1）
其实，中国人在“方术”方面的兴趣，并不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曾经使用一些红色粉末（赤铁矿粉），用于死者入葬前的某种“安魂”仪式。据专家解释，这种将红色粉末涂抹在死者身上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补充死者的“血液”，使其在另一世界有机会“复活”。这种类似的仪式，在世界很多民族的古代葬礼中都曾出现过。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相信和盛行“朱色辟邪”相关方术的渊源。此外，考古学家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古人还会采用与众不同的俯卧方式，埋葬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以镇压这些凶死者的灵魂，使之不能作祟于人间。可见人死变“鬼”，并会对活人具有某种福、祸影响的观念，当时已经非常流行。
到了商代，用于预测未来的“卜筮”方术已经开始左右部落首领们的决策。商王们在进行重大决策前，必定“谋及卜筮”，一切相关的政宫与行为都视“卜筮”结果而定。如果“卜筮”结果预示某事可行，即使受到王卿、庶民的强烈反对，也仍然可以实施。这样一来，主持这些“巫术”的巫师们，不仅有崇高的威望，还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巫师直接参政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据《礼记·曲礼》记载，西周时围绕天子设立的“六大天官”，都与宗庙祭祀、祷告诅咒、预卜吉凶等方术有关。春秋时期，天子、国君出门，都有巫师跟随左右保护。他们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成为国君、贵族们的私人“保镖”。当然，这种“保镖”绝不是因为他们武艺高强或力量出众，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某种役使鬼神的特殊“技术”。因此，他们所能抵御的，不是来自人间的有形危险，而是来自某种“形而上”的“袭击”。有了他们的保护，那种神秘而不可测的凶险，就会及时化解，使帝王、贵族们的身心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巫师也被称为筮祝，前面曾谈到“巫”能以歌舞的方式降神，因此，他们的各种舞蹈动作，就成为一种鬼神们可以领受的“肢体语言”。人们坚信，“鬼神”必然会随着这些“女巫”们魔鬼般的舞蹈应召而来。当然请求“鬼神”们降临光跳舞是不够的，还要用一些善美之词取悦它们，使它们在心花怒放之余，乘兴施展“鬼神之力”，以达到福佑自身及他人的目的，可见“祝师”们的作用多么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远古时代，这些筮祝师的地位，与现代从太空飞回来的宇航员非常类似，被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簇拥、爱护以至于崇拜着。当然，这些役使鬼神的特殊技能，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因此，这个“行业”被一些人长期垄断着，并按着他们特有的规则，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以至于在古代社会结构中，这些掌握了筮祝“技术”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这一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鬼神”信仰的降温，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更多理智的成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技术”，并对它的有效性提出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野心的乱世英雄们，不再屈服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