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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也是一位“做梦”的高手。他曾因为一次在梦中，得到“神僧”的指点，而创造了一种叫做“水陆###”的佛教仪式。据《释氏稽古略》记载，他还因为梦中受到亡妻的嘱托，而创造了一种被后人称作“梁皇忏”的拜忏仪式。传说，他用这种仪式，成功地将死后化为巨蟒的妻子度化为“天人”①。同样，也是这位梁武帝，因为一个贪心的梦，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和整个王朝。
以上所提到的“方术”，只是中国人古代“方术”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招魂”、“驱鬼”之类，我们也顺便谈一下。
“招魂”，是民间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术”。笔者曾在北方某大城市亲眼目睹了一场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家庭“招魂”仪式，这场小型仪式的细节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但重要的程序跟古老的流程相比，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季的傍晚，一个大约三岁的孩子在父亲的看护下在街心花园中玩耍。由于粗心的父亲只顾坐在旁边看报，孩子不慎跌倒，惊惶之余，父亲仔细检查了孩子的全身，没有发现任何创伤，于是带孩子回家。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回到家后大哭不止，一直持续到半夜，搅得四邻不安。邻居一位老太太跑来问过情况后，告诉孩子的父母说孩子是因为受到惊吓而“丢了魂”，需要等孩子睡着后，到他摔倒的地方去“叫魂”。初始，这对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父母，对这个“叫魂”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老太太并不放弃，详细列举了众多成功的招魂案例，并亮出自家祖传的招牌，自告奋勇地提出亲自主持招魂仪式。被孩子哭声折磨得无奈而疲惫的父母同意了。
已近深夜，母亲被要求待在家里守护终于睡去的孩子，父亲则带着孩子的一件衣服，跟随手持扫把的老太来到漆黑的花园中孩子摔跤的地方。老太在空中挥舞着扫把，口中念念有词，之后，从父亲手中拿过孩子的衣服展开，对着摔跤的地方喊了几声孩子的姓名，然后说：“孩子，快跟爸爸、奶奶回家吧！”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后，老太将衣服向空中一挥，裹将起来，紧紧地抱在怀中——仿佛抱住了孩子的魂魄，随即自言自语道：“回家了，回家了！”孩子的父亲异常敬畏地默默跟在后面。
回到家中，老太吩咐将扫把放在门外，把抱在怀里的衣服慢慢打开，盖在孩子身上。至此，仪式圆满结束。
老太太对这一仪式，除了种种无法验证的“灵验”之说外，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只是说孩子的“魂”已被招回，并以孩子已经转向红润的脸色作为佐证。据说，第二天孩子恢复了正常。
把这一事件叫做仪式可能有些夸张：它太过于简单，仪式的主持者也不是那些看上去颇有“神道”的“方士”，而是一位讲不出道理的老太太。不管简单还是复杂，它们通过固定的程序与方式达到某种“形而上”的目的是一致的。
笔者见到的另一场仪式，与“驱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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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传承（5）
这场仪式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一个规模不小、靠近城市边缘的住宅区里。大概晚上10点钟，一阵哀乐突然响起，昏暗的路灯下，一队身着白色孝服的男女自远而近排成长队边走边哭，行进速度很慢。为首之人手里举着一根白纸做成的棒槌，对着面前的虚空上下挥舞，口中不停地念道：“走开！走开！别挡我的路！”紧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提着当年甚为时髦的手提式录放机，循环播放着让人感到压抑的哀乐，两个巨大的低音喇叭，随着节奏震动着。每到一个十字路口，队伍就停下来，围成一圈焚烧纸钱。
他们围绕这个住宅区以最长的距离走了一圈，然后回家。大约两个小时后，仪式又完整地重复了一次。
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家的男主人因故暴死，死前异常痛苦，家人怕他的“鬼魂”盘踞家中惊吓孩子，于是便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驱鬼。不过，这祖传的“仪式”已经简化到了最低的程度：那个高档录音机所取代的，是古代用银子请来的吹鼓手；在前面开路的那个挥舞棒子的人，替代的是古代的“方士”；而那些供吃供喝的祭祀仪式，此前已经在家中完成。
以上的两场发生在现代民间的“仪式”，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的“方术”，但起码可以说明，中国人重视“方术”的传统，即使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无神论（包括无鬼论）的强制教育，仍然无法根除。
皇帝梦中的“金人”（1）
自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术”盛行于世，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政治时尚。《后汉书·方技传》中用“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情况。也就是说，“异术方技”在当时不仅流行，更是人们所追求的时尚“技术”。在这种环境下，佛教的进入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
那些重视“方术”的帝王们，对佛教这一被时人误解了的外来“神仙方术”，感到特别的兴趣。当然，外来的胡僧们，特别是常驻中国的僧人们，由于他们逐渐熟悉与了解汉地文化，除了正宗佛教思想的研究与弘扬外，也开始在那些“异术方技”上下起功夫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也会利用“方术”提高佛教的地位。从《高僧传》记载看，安世高、康僧会等，虽来自西域，但也都对“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及鸟兽之声，无不综达”，以至对星象地理、睹色知病、针脉诸术、方技图谶都很有一套。这些典型的中国式“方术”，在当时的僧人中也成为一种需要掌握的“技术”。因为不这样，很难降得住深信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再加上他们从西域乃至印度带来的种种“神技异术”，更使当时的中国人眼花缭乱，信奉者与日俱增。
佛教依附于“方术”、僧人混同于“方士”的现象，在汉、魏、晋时期非常普遍。佛教作为西域传来的“异术”，与本土的“方术”有所不同，很容易被帝王们当做一种新的“方术”加以重视和研究。
前面谈到的明帝，就是一位非常重视“方术”的帝王，他甚至亲自主持谶、纬之书的编写。当他听说楚王刘英“引进”浮屠与黄老一同祭祀，不仅不反对，还下诏向全国进行推广，可见他对于外来“异术”的兴趣之大。这样一来，史书有关他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记载，也就非常好理解了。如果传说可信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这样的猜测：明帝求法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对佛法的真实信仰，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满足皇帝陛下本人对于异邦“新鲜玩意儿”的好奇心，以达到最终为我所用的目的。
《四十二章经·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一天夜里，明帝高卧入梦，见一位“神人”，身为金色，脖子上日光闪烁，由远而近，直飞殿前，明帝大喜。第二天，他向群臣详述梦中妙境，并问这是什么“神”。这类事情，在古代并不稀奇，皇帝做了梦，总要问问大家，此梦代表了什么吉凶祸福的兆头。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解梦”方术。此时，一位叫做傅毅的人解释说：“臣听说天竺有一位得道者，名号曰‘佛’，身轻能飞，他可能就是皇上梦中见到的那位‘神’吧。”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位傅毅很可能就是一位善于“解梦”的“方士”。据记载，明帝听后恍然大悟。不久，他就亲自点名，组成了一支带有特殊使命的佛教考察团。这支考察团由张骞（非汉武帝时通西域的张骞）担任团长，羽林中朗将秦景、博士弟子王尊担任副团长，率12人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出访大月氏国。这个很可能是以求取“异术方技”为使命的考察团，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返回国内时，带回了在大月氏抄录的《四十二章经》。皇帝下令，将这一出访成果，永久收藏在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中。这是明帝夜梦“金人”的最早版本。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中，没有准确的时间描述。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知以下两件事：一是明帝梦见了“神”（金人），后来被臣子们解释为西方的“佛”；二是派人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
明帝在位时间为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此时距释迦牟尼灭度已有500多年。“梦能通神”，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老套路，我们不必深究，但派人写经之事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遣使到大月氏写经，说明当时汉帝国与大月氏之间，很可能有“异术方技”（佛教）方面的交流。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大月氏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根据地，在当时也是佛教兴盛的地区。据记载，就在此前将近两个世纪，属于黄色人种的大月氏灭掉了当时希腊人统治的大夏。此时此刻，他们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印度西北地区（包括宾和阿富汗地区），逐渐成为印度和部分西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它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形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一部集结起来的杂经缩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典，而很可能是一部佛教初级入门教材，属于佛经辑录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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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梦中的“金人”（2）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真。不仅加入了年代，所派遣的考察团团长，也由原来的张骞变成了蔡。此举很可能是因为张骞其名，非常容易被混同为汉武帝时期的那位外交家。据后期的《魏书·释老志》记载，使者们还带回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外国僧人，其中竺法兰，很可能是古印度人。这两位来自异国的僧人在洛阳定居下来，翻译了包括《四十二章经》在内的多部经典。另外，使者们还带回了传说为优填王①绘制的释迦牟尼画像。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佛陀在世时，佛教没有绘制和塑造佛像的习俗，佛教造像开始于公元1世纪希腊人统治的犍陀罗地区，那已经是释迦牟尼灭度四五百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优填王，不太可能创风俗之先，破坏当时的习惯，破例为释迦牟尼绘制画像。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释迦牟尼时期直至他灭度后将近5个世纪里，有任何人为他进行过平面或是立体的造像活动。但是，明帝时西域及北印度已经开始出现绘制、雕塑佛像的活动，所以使者们带回佛陀画像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画像的绘制年代和作者可能有伪托之嫌。
其实，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很难以某个事件作为标志。比如，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绝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梦。加上他的异母兄弟——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关系密切的楚王刘英，已经在他的封地，聚集了诸多的“方士”、“沙门”，甚至还有“居士”，把黄老、浮屠放在一个祭祠中，接受王国贵族们的祭祀，这种仪式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此时的明帝也不可能对佛教一无所知。更何况，明帝对于兄弟的这一举动，曾给予了相当热情的支持。
可见，此时的佛教作为被当时中国人误解的一种外来的“方术”，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所以无论伊存授经或明帝求法，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佛教传入的开始。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官方转到民间，可能会寻找到一些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