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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纪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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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

“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与风俗,甚至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话,逐渐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自觉地继承与传习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最使史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就是这位太武帝的隔代继承者孝文帝。他凭借皇帝的权威,在皇族内部及整个鲜卑民族中,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全盘汉化的进程,以至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鲜卑,很快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但是大约100多年前,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却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主体的混合民族,曾附属于匈奴,后与汉人杂居,逐渐由游牧转为农业。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西域文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纯粹的“胡人”。当时的天竺高僧佛图澄(有说其为西域人),曾得到了后赵国王石勒父子的信奉。
  据说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已经79岁,这位高僧记忆力非凡,能够背诵佛经数10万言①,并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经史,但与中国学者辩论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往往使那些汉人颜面丢尽而自愧不如。一些远在天竺、康居的名僧,也都慕名来到洛阳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当然,僧传中也介绍了他的神通,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据说,他将麻油搅拌胭脂涂在手掌上,就能够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神异,才得到国王的崇拜与信仰。他本想到洛阳建立寺院,但遇上兵乱,便隐居起来,观察形势,后经人介绍与石勒相识。
  《晋书·佛图澄传》还提到,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非常崇敬——“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当时,石勒对这位佛图澄,不仅施予绫罗锦缎等高档衣用,赐予雕有精美纹饰的车辇,还经常将他请到朝堂之上,参与政事。每当佛图澄进入大殿时,众臣们都要在司仪的主持下起立,以表示对这位大和尚的敬意。此后百姓们也因为信奉他而大量营造庙宇,争相出家。
  我们曾经提到80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出家受戒的僧人①,此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光,出家为僧的行为,应该不再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但以政府的名义为汉人出家大开绿灯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汉人出家完全合法化。
  此后佛图澄的受业门徒②经常是数百人,著名高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道安刚入寺那天,就被佛图澄找去谈话,两人聊了一整天。道安长相不怎么标致,僧传中用“形貌不称”描述他的形象,这至少表示他长得不够端正,很多人因此轻慢他。佛图澄却警告这些人说:“此人有深远的见识,不是你们所能比的。”道安很快拜佛图澄为师。后来每次佛图澄讲学完毕,都由道安复讲,此时众弟子们都会提出各种难题,道安每每能够“挫锐解纷”,语惊四座。后来道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僧人学者。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做法,弥补了初期佛经翻译不够精准的缺陷。释道安的受业弟子之一,就是庐山教团的创立者释慧远,他应该算作佛图澄的再传弟子。
  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当时佛图澄的追随者甚众,弟子多达万人。跨州郡所立的佛寺,就有893所,弘法的盛况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佛图澄是一位持戒精严的高僧,他虽然被石勒、石虎奉为神明,对两位国王的残暴性情却感到不安,经常借用佛理劝说他们。两位皇帝虽说是本性难移,但至少也能够当面“虚心”接受,多少有些收敛。大约是因为不愿让这位大师对他们过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于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据说他活到117岁高龄。
  

“如来”的刑杖(4)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政权同样遇到因人们竞相出家“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问题。其结果不光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同时僧团的纯洁性也大打折扣。所谓“真伪混淆,多生愆过”。
  此时,石勒已经作古,他的兄弟石虎继承了王位。有人乘机提出佛教是“西戎之教”,并非中华本有,出家不符合汉制。所以请求遣散僧人,拆毁寺院,并禁止出家的行为。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一位汉族官吏,自然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他的逻辑里,坚持华夏正统,显然是要复兴儒、道,禁断佛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后赵政权的主人,原本就不是“华夏正统”,相反,他们是典型的“胡人”后裔。这一次,国王石虎并没有遵循胡人当权便自我塑造“华夏正统”的惯例。他大概认为忘本是件可耻的事情,正如他在诏书中所说:“朕出自边戎之地,就是要使诸夏(中华)受到辱没,应按照本族的风俗进行祭祀。佛是戎神,我们应该信奉,国人有乐于事佛者,应该得到允许。”这种大大咧咧地承认自己出于边戎之地的宣言,无异于向“华夏正统”们宣称自己是“劣等民族”。这等做法虽然粗放,但也显得坦率朴实,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佛教得以继续在后赵境内存在。
  其实,那位汉族官员提出排佛建议,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当时,民众们逃避调役投身佛门,使得“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自然给王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提出华夏正统与“西戎之法”,无非是在理论上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以打压日益膨胀的佛教。所以,这位把自己排除在“华夏正统”之外的一国之君,虽然硬着头皮保下佛教,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得不下令“料减沙门,匡正僧团”——减少出家人,采取措施整顿僧团的内部风纪。
  50多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显然不再认为自己出自边戎之地,所以完全可以借口佛教为“西戎之法”,予以灭除。佛教源于印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佛教在当时中国北方的迅速壮大,同样是皇权推动的结果。此时的佛教,在北朝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程度,已经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重大障碍。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其命运往往都会在与政治交错的节骨眼上出现重大转折。这一次该轮到佛教了。
  朝廷内外刮了一阵儒、道之风后,在皇帝本人已经确认寇谦之的道家之术完全可以替代“胡神”与“西戎之法”后,在臣子们的怂恿下,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坚决执行灭佛政策,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人,并令全国照此办理。
  《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佛初,发布了一道诏书。有趣的是,诏书一开头,就把东汉“夜梦金人”的那位汉明帝骂了个狗血喷头,不仅说他信仰邪伪,还说他假借睡梦“事胡妖鬼”,所以乱了天下纲常。他在诏书中特意强调说,中国自古就没有佛教。之后又历数了佛教的种种不是,并捎带把老庄之术也一起骂了一顿,说他们虚假而不真实。同时宣称要“除伪定真”,恢复儒家之治。最后他命令有司,通令各镇地方驻军和正在剿灭暴动的正规军首领们及各地政府(刺史)全体出动,将所有的佛像全部击毁,将所有的胡经(佛经)全部焚烧,沙门不管长幼,统统坑杀!
  灭佛运动在太武帝的感情用事下,演化成为一场对僧人的大屠杀和对佛教文化的大毁灭。这使得当时排佛运动的两位发起者,大道士寇谦之与崔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寇道士显然认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做法太过分了,他向崔浩提出请求,让他劝说皇帝终止这场所谓的灭佛运动。这位对政治满怀抱负,但对政治却又一窍不通的道士哪里知道政治的残酷?曾经不厌其烦,对他进行“政治扫盲”的崔浩,对他的“慈悲”心肠,已经失去了耐心,很不客气地回绝了他的请求。
  据《魏书·释老志》载,两年后(公元448年),这位道士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羽化升仙”。又过了两年(公元450年),崔浩因国史案获罪被诛。也许是巧合,整整又过了两年(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杀死。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被后来的佛教徒们编成一套因果报应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里,三位“灭佛”运动的主谋和实施者,死后都无一例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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