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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梁文》卷四载，武帝即位第三年，突然改变主意，要弃道崇佛。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也遇到了类似阿育王羯陵伽之战后的苦闷①。据记载，梁武帝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正道”，孔子、周公和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鼻祖们，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令人感到费解。按照史料分析，释迦牟尼比老子小6岁、比孔子大14岁②，他们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若说孔子曾在学问上请教过老子，还有些道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两位圣哲曾游学印度，或说释迦牟尼曾跋山涉水来到中华大地，教化两位中国学生，显然很荒唐。
从佛学源流上看，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在印度还只是地区性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它被推向国际，是释迦牟尼灭度200多年后，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众所周知，古代中、印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文化与经济交往都须通过西域。事实证明，佛教最早是由西域的“胡人”③传入的。可以说，传入中国的，是已经西域化了的佛教。我们知道，中国人最早接受的“金人”（佛像），是一种佛教受希腊宗教艺术影响的产物，并非印度的原产。原始佛教没有造像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现今的阿富汗境内）地区。从没有偶像，到偶像崇拜，既然这一过程可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隐藏在偶像背后的崇拜形式，一样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就一定是纯粹的印度传教。而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西域化了的佛教。
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孔子都已经作古几百年了。周公的生卒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在释迦牟尼出生前约500年就已经作古①，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学生，就更加荒唐可笑。如果这种说法，在缺乏历史及时间概念的古代印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出现在历史观念极强的中国，则完全可能是有意识地附会或神化。
既然将老子、周公和孔子的地位都降格成了学生，那么，当然不如直接去请教老师更好。因此，梁武帝首先宣称自己要“弃迷知返”，放弃儒、道学说，彻底皈依佛门。但我们注意到，就在他公开宣誓彻底皈佛的同一年，他与以往的君王们一样，亲自主持，按照儒家正统的方式制礼作乐，忙得不亦乐乎。这似乎与他对外公开宣称的放弃儒、道，皈依佛门的说法自相矛盾。
根据《广弘明集》卷三十的记载，我们知道，梁武帝在国家政治方面，采取的并非纯粹的佛教学说，而是三教并用、三教同源。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儒、道而专心“佞佛”。相反，他正在费尽心思欲图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彻底搅和起来，使这个面目全新的学说为自己的王朝所用。
但是追根究底，武帝并非三教同源之说的鼻祖。在此前早些时候，道家们就首创了这一学说。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心照不宣把老子包装成为三教的“总教头”，其代表作就是《老子化胡经》。在这部经里，老子教化孔子在先，西越流沙到印度教化释迦牟尼在后（后来也有说老子直接化身为释迦牟尼），换句话讲，孔子和释迦牟尼继承了老子的学说，都是老子的学生。这部出自中国人特有“智慧”的著作，促使佛、道之间由强词夺理的“口水战术”，直接升级到具有理论高度的“造经战术”。
店主的面目（3）
说起这部《老子化胡经》的诞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位帛法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僧人，他自幼出家研习佛法，后来以讲经为业。当时有一位叫做王浮的道士，与他就佛、道二教的高下问题进行辩论。这位能言善辩的道士，竟然不是帛法祖的对手，几次交锋均败下阵来。为此，不服输的王道士，心里积压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邪火。既然在“口水战”中没能捞到便宜，索性拿起笔杆做刀枪，一样可以达到“隔山打牛”的功效。于是他“弃口从笔”，绞尽脑汁诌出这么一部粗俗不堪的《老子化胡经》。这部伪经，曾一度风靡当时学术界，一时间，道士们也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其实，王浮造作的这部伪经，也并非完全缺乏依据。因为“老子化胡”之说，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此时的王浮，因为与帛法祖辩论失败，一气之下，干脆把它整理成一部之乎者也的美文，以“经”的形式将其推入大雅之堂。这在重视经文传承的中国人看来，其信用度简直不亚于一张“信用卡”的价值。但是，伪经终究是伪经，很难站得住脚，帛法祖等人很快行动起来，明真相、揭老底，王浮的把戏很快被拆穿，这部《老子化胡经》最终被贴上“伪经”的标签。
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延续，这部伪经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历次佛、道斗争中，被道教信徒们当做“重磅炸弹”反复使用。这样一来，经历了历次斗争经验的积累，佐料越添越多，内容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到了唐代后期，《老子化胡经》由原来的一卷，被扩充为十卷，并堂而皇之地被收入道家的权威经典集成《道藏》中。
佛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依据当时的一部《清净法行经》的内容，勇敢地扯起佛教为三教源头的大旗。可笑的是，《清净法行经》同样是一部后人造作出来的伪经。当然它的造作者，肯定是与道教对立的佛教徒们。可见，中国人造作伪经的传统，颇具渊源。
据《广弘明集》卷八载，在这部经中，声称佛曾派遣三位菩萨，来到震旦（中国），广行教化。这三位菩萨一位是“儒童菩萨”，名曰孔丘；一位叫“光净菩萨”，名曰颜渊；还有一位“摩诃迦叶”，就是老子……这样一来完全调了个儿，印度的释迦牟尼成了儒、道两家的老师，而老子与孔子及其学生颜渊，都成了佛教中的“菩萨”。这种刻意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但事情就是这样荒唐地发生了。看来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承袭了这种说法，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周公、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佛教传入之初，虽与道术合流，但两家之间也不免发生一些类似争夺地盘及政治影响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传说：
《清凉山志》卷三《高僧懿行·摩腾法兰传》记载，汉永平年间，印度僧人摄摩腾等人来到清凉山（五台山）。他们认定这里是文殊菩萨的居所，但感叹佛之圣教，没有传到这里。于是向皇帝提出在此地建立佛教道场的请求，得到允许后，他们在清凉山修建了最早的伽蓝①。因为他们看到这里很像印度的灵鹫山②，所以就依山名为新建的寺院起名。由于清凉山很早前就有道家居住，这一下出了问题：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占地画圈明显带有侵犯性。两家之间，因此发生了后面这件有趣的故事。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一位久居清凉山的白鹿道士，集合当时五岳的道士及一批信徒密谋对策时，竟然想出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主意。他们向皇帝提议用焚经的办法，一辨两家学说的真伪。也就是说，将佛、道两家的经典当众分别用火焚烧，哪家的经典被焚毁，就是伪经，既然经是假的，道术自然也就是假的，那么清凉山就不再有它们的立足之地。
当时汉明帝虽是佛、道两家兼信，但是这个富于挑逗性的主意，还是让他心里痒痒的。正月十五，皇帝肩负着主持人的使命，亲临白马寺。道士们设坛祭祀，将七十二子书等道家经典置于坛中；和尚们则将佛舍利、佛像、经书等放置一处。吃罢斋饭，道士白鹿手执香炬，绕坛数匝，声泪俱下道：“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的意旨，驻守清凉山道场，现在‘胡神’乱夏，皇上误信邪道，将使正道失去，臣等今天斗胆在此设坛，用真火验证，到底看看真伪！”说罢把火投入坛中，结果经书速燃，化为灰烬。道士们顿时惊慌失措，欲罢不能，哑然无声。和尚们的行动，则是另一番景象：烈焰中佛经、佛像安然无恙，舍利的光芒，在空中形成一圈伞盖。摩腾和尚跃身虚空，现出十八种“神变”，朗声对皇帝说偈曰：“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纳，丘无松岳荣。法云垂法界，法雨润群萌。显通希有事，处处化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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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的面目（4）
后来，唐朝的太宗皇帝游此圣迹时曾诗兴大发，吟出一首《登焚经台》的七言诗：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度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
诸如此种“佛道大战”，史不绝书，虽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却是事实存在。但这种冲突没有血雨腥风地厮杀，有的只是充满智慧的你来我往，柔和而可爱，其结果是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不过，以上的传说有明显的漏洞。我们知道汉明帝时，道教还没有被创建出来，人们不可能跨越时空，预知有一个道教团体，那么道教、道士之说，也就是无稽之谈。道教的出现，至少还要再经历100多年，所以这则传说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就这一传说本身来讲，佛、道两家在初期，确实很难被人们区分清楚，最后只能通过所谓的“斗法”来解决问题。谁的“法力”高强，谁就是“正道”，败下阵的一方自然就是“邪道”。诸如焚经一类的做法，体现了佛教在初期，不得不学着中国本土“法术”或“方术”的样子，进行表演的无奈，这明显远离了释迦牟尼时期以理服人、以道度人的平等传教方式。代之而来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过分宣扬，与佛教真理的日益隐秘。这就更为佛教在之后中国化的进程中，轻教理而重形式埋下了一个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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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样子很古怪（1）
佛教无论从理论和形式上，都与中国本有的文化大不相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释迦之教义……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而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惟识之学，虽轰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可见，佛教若不在未来的传播过程中，主动改变自己，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下去。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与儒、道两家进行各种辩论与斗争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调整自身，入乡随俗，以适应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正如谭世保《从佛教与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之相互影响看未来》一文所谈到的那样，除了剃头一事没有改变外，佛教进入中国后从里到外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僧人服饰的变化上得到一些启示。
现在南传佛教的僧人服饰，基本与印度早期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