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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从这首诗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梁武帝本人对于三家学说的领悟与接受的过程。从叙述与着墨的分量上，已经可以看出，他对“三教”的认识，是依儒、道、佛的顺序由浅入深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在他看来，儒家的“孝义”、“仁恕”是世间基本的道德基础；而道家的“名”与“无名”、“妙术”与“密行”是一种玄妙而神秘的技术；佛家的“苦集”、“因果”、“无生”则是“犹月映众星”。就是说佛教与儒学、道术相比，就如同“大椿”与“小草”一样，绝不是一个重量级。但究其根源（穷源）只有一个，测其善法（测善）也没有三家之分。最后又提到“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虽然三教各有差别，但各有各的用处。这倒使我们想到了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就此，武帝对于“三教”的态度，就非常清楚了。他虽对三家学说各有褒贬，但在他看来，“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应该被放弃，这正好表明武帝的务实态度！虽然他反复强调儒、道都是佛的学生，但他们的说教，显然适合不同的人群。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见到，这位皇帝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合称为“三圣”。显然，梁武帝实际上是将三家学说放在同一个高度加以重视，而绝对不是罢黜儒、道，独尊佛法。因此，武帝在佛教方面大做工作的同时，在儒道两方面更是亲自动手，著述颇丰。
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我们可以找到梁武帝有关儒学方面的著述包括：《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系》、《文言》、《序卦等义》、《周易大义》、《周易系辞义疏》、《尚书大义》、《毛诗大义》、《毛诗发题序义》、《礼记大义》、《中庸讲疏》、《乐论》、《乐社大义》、《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当然这些著述中，揉进了很多佛教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儒学上的造诣。我们看到，他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诗、书、礼、乐、易等传统的儒学领域。
这些看了让人眼晕的著作，全都是长篇大论。如果这位皇帝生在今世，靠拿版税过活，其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恐怕都会令那些畅销书的作者们目瞪口呆。而这些，还只是他一生著述的很小一部分。他不仅勤于著述，还常常亲临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做专题讲座，所谓“讲授经典、策试学子”。看来，这位硕学皇帝深知儒学教育要从年轻人抓起，从娃娃抓起。
此外，在儒学经世致用方面，梁武帝更是不遗余力。即位不久，他便亲自参与“制礼作乐”的工作。这位多才多艺的武帝，还是一位音乐专家，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擅长各种乐器的制作。据《梁书·武帝本纪》载，他曾亲自研制了4种叫做“通”的弦乐器；在他的主持下，乐器专家们还制作了12种音调的吹管（笛），“辅以钟器，厘正雅乐”。这些最新研制的乐器，很快被投入到各类儒家仪式中去。一时间，优雅的丝竹，配以庄严的钟、磬之声，成为国家各类礼典仪式上专用的音乐（正乐）。
梁武帝的旗帜高高飘扬（2）
即位第三年（公元505年），他下令按照汉代的模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建立儒学学馆，教授儒学经典。这些博士们，还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教学机构。也就是在这一年，梁武帝向朝野宣布了所谓“弃道皈佛”。在宣传三教同源的同时，强调佛教为正宗源头，正式以佛教的名义统摄儒、道两家。
此后，在即位的第10年（公元512年），也就是在皈依佛教的第7年，梁武帝又亲自主持制成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五礼》1000多卷，共计8019条，并颁诏实施。
武帝打着佛教的旗号大肆兴儒，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仔细研究却内藏玄机。儒家的本质，就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皇帝是人间的至尊，既是天子又是人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次分明不可会僭越，此外的“神鬼”们都被敬而远之，这种上下尊卑的教化，显然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武帝虽然认定佛教为“究竟之道”，但是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反对人为地宣扬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出家之人更是以天（天界）人（人间）之师而自居，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信徒心中只有佛、菩萨，因此被当时的儒家称作“无君无父”。所以，梁武帝在尊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以儒家的礼制治世，而是双管齐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梁武帝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佛教的规范下，他永远都只是佛教的四众弟子①之一（武帝应该属于在家居士）。但在儒家的规范内，他却是承受天命的九五之尊。他何尝不想成为佛教的至尊呢？只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对他来说，确实有点难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武帝曾一度想充任僧团的“白衣僧正”。因为当时的“僧正”，就是人间佛教的至尊。但是此事最终也未能如愿。有关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详述。
除了兴儒之外，武帝的热情也同样体现在道教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载，他曾亲自著述了《老子讲疏》六卷。当然，这部专著里也揉进了大量的佛家思想。随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关于他在宫廷中举行专题演讲，亲自为臣下们讲述《老子》、《庄子》等道学著作的记载。这位大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称霸帝国讲坛的首席主讲。
在武帝超乎寻常的努力下，儒、释、道三家学说，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从理论上被大规模地杂糅、融汇起来，形成一个难以区分的庞大系统。但他将“三教”的源头，都归到佛教一脉，挂着佛教的“头”，卖的却是儒、释、道三家的“肉”，三家的“货色”，被他一股脑地装到佛教的包装袋里，使得佛教成为容摄三家的大学说，武帝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式佛教学说的权威学者。所以他日后的一些儒化、道化佛教的所谓“发明”与“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帝时的佛教，大量融汇了黄、老学说及孔、孟之道。同样，另外两家的学说，同样也杂糅了大量的佛教思想。佛教由开始的“水土不服”，到现在的融摄儒、道，可说是逐渐中国化，并处于“三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副作用也逐渐彰显出来：佛教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隋、唐时期，特有的中国佛教开始慢慢地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渐输出到东亚的邻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后来朝鲜、日本等国接受的，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绝非印度或西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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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1）
其实，佛教大量吸收中国本土思想，远在梁武帝之前的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成书于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就是一部用儒、道思想解释佛教的著作。在牟子时期①，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的并不多。牟子的功力并不在佛教上，他对儒、道——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把握，却十分精准，可想而知，其佛学思想中被附会了多少本土的内容。
牟子名融，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大约生于公元170年，卒年不详。据说，牟子是一位敢于读书，并且善于读书的人。《牟子理惑论》中有关牟子生平的介绍说他“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用现在的话讲，他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经传史籍、无论大小，都非常喜好并认真研读。此外，他对于各种学问，不分好恶都能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他本不喜欢兵法，但还是认真地阅读各类兵书；他对于神仙不死之说，虽然不太相信，以为荒诞，但也会带着敬仰的态度，阅读此类书籍。可见，此人对各类学问涉猎甚广。并且能不以个人的好恶放弃某些读物，这更加难能可贵。牟子生活在东汉末年，由于频繁的战乱，从宫廷到地方，人们大多迷恋黄老神仙之术，而这时的佛教，也开始借助时势，慢慢地脱离黄老祭祀，逐渐开始与传统的儒、道发生冲突。
此时的牟子还很年轻，但他不想参与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去，多次谢绝为官的机会，躲避起来潜心研究佛教，同时钻研黄老学说。当时被译成汉文的佛经非常少，翻译又存在很多问题，用部分道家术语直译佛经的情况非常普遍①。这样的结果，更容易使读者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佛、道等同的错觉，此时的牟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十分含混，甚至将其与本土的神仙之术混为一谈。这正与佛教传入以来，依附黄老道术的现实相应。
牟子在回答什么是“佛”的问题时，把“佛”解释为“谥号”。“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被加给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接下来的解释就更加可笑：“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显然是将佛的称号，混同于三皇、五帝。
既然第一个纽扣系错了眼，那么后面也只能是将错就错：“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因此“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从这些描述看，释迦牟尼在牟子的笔下，俨然成了超级神仙。如果说这只是将释迦牟尼由一位觉者变成了神仙，那么后面的解释则完全将佛法混同于道术：“道之为导者，导人致无为。”这显然将佛教的“涅”②与道家的“清净无为”③扯到了一起。更有甚者——“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
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可见，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可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国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也。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两位大哥”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邦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攻击。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已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