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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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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然而,1915年12月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令那些望穿秋水的保皇派们大跌眼镜。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袁世凯给19名官员封爵;31日,下令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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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大国的迷失(48)        
  袁氏宣布帝制自为之后,北方的官僚集团始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不是还政于清,而是自己当皇帝!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已完全落空,国家交付给他的政治责任也完全落空。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审判台上,他都断然地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对革命的南方而言,他出卖了中华民国,出卖了共和;对不忘故主的前清旧臣而言,他是篡位的奸臣贼子。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从青岛请回北京,担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天津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汲县,是一个世宦家庭。他27岁考中举人,四年后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帝制时代,他官至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在北洋集团的文职官僚中,他的名望最高,资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欢◇迎访◇问◇   
第49节:大国的迷失(49)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朝请,闭门不出。袁世凯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取消他的副总统名号。但黎元洪辞爵不受,和袁世凯见面时,还是行副总统和总统的相见礼。      
  12月25日,一声霹雳,轰开满天顽云,云南宣告独立,三千滇军将士,在湖南人蔡锷的率领下,揭起“护国”旗号,向数十万北洋军宣战。      
  南方人的反叛性格,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北洋军和护国军的川南苦战时,广西又宣布独立,成了护国战争的转折点。袁世凯在南方人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和袁世凯宣布更改国体之前相比,那时每天灌到他耳朵里的,尽是拥护帝制的声浪,使他对恢复帝制的成功深信不疑。现在,仅仅隔了几十天时间,竟然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举国上下掀天揭地,几乎全是讨伐帝制的浪潮。袁世凯终于明白,帝制失败了。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恢复帝制之前,人人都赞成帝制,可一旦付诸实行,却变成了四面楚歌。      
  袁氏家族的上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这是一个迷信的关口,今年他已经58岁了,恐怕也迈不过这道坎。      
  1916年3月20日,由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领衔,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署,劝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北洋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冯国璋原本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后来为了服从袁世凯,才放弃自己的立场;张勋更是赫赫有名的复辟派中坚,至今还留着一条象征忠于清室的大辫子。      
  南方讨袁打的是“护国”旗号;而前清保皇派则要“护清”,为替隆裕、宣统出一口恶气,南北两个对头,竟结成了奇特的讨袁联盟。代表南方的李根源,在上海与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见面,共商反袁大计。当时一位保皇派问李根源,倒袁之后,国政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李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我们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一向立场坚定的康有为,为了打倒袁世凯,也和稀泥说:“我们戮力倒袁,后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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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大国的迷失(50)        
  在南北夹击,双管齐下的压力下,袁世凯再也招架不住了,3月22日,被迫向全国发出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      
  但南方的攻势并没有停止,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独立。袁世凯仍然举棋不定,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虽然做不成皇帝,还想继续做总统。他问湖北籍的老官僚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一针见血地说:“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东南也就是冯国璋。4月1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他早作退计。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经出现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经出现反叛的迹象。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北洋派反对帝制,而是他们反对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夺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当年袁氏“优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拟就的对袁氏“优待条件”送给袁世凯审阅。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适当之优礼;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      
  大局全盘瓦解。袁世凯已彻底绝望了,他的健康也随之“全盘瓦解”,沉疴暴发,政躬违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打过强心针后,气息奄奄,强支病体,对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顾命大臣说了一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没有醒悟到,历史把一个做华盛顿的机会给了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只会做王莽、曹操,与人何尤?一世枭雄,最后在众叛亲离、舟中敌国的凄惨境况下,忧愤而死。昙花一现的北洋实业,是南方人所发动最大规模的经济北伐——洋务新政的遗产。即使在袁世凯时代,北洋实业仍然操纵在来自东南财阀手里。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之后,一死了之。北洋历史,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提起北洋集团,人们会马上联想起一群耀武扬威的军阀。无疑,军事集团是北洋的轴心和灵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势力伸展到财政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为官僚集团补液输血,它们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们常说,在腐败政府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长起来。然而,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然政局风雨飘摇,国家内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锈的老机器,但在城市绅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营企业,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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