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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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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另一个缺点就是重名轻实。既然王道比霸道好听,尚德比尚力高尚,礼治比法治温柔,干脆就对后者羞于道及,仿佛一提刑罚就刻薄寡恩,就会败坏风俗,一谈德教就温柔敦厚。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废弃刑罚,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说。这就使儒家显得极其虚伪。如司马光之辈,一方面推崇礼治德教,俨然君子,但对包办婚姻的牺牲者阿云却毫无同情心,非要置其于死地,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阿云以妻杀夫,犯了纲常礼教,非要重惩不可,对触犯礼教者不可以礼教化之,这就是腐儒的逻辑,一到事实面前,就足以显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王安石则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缩小了王道与霸道的距离,认为此二者皆是讲仁义礼信,只不过一是发乎内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为名,示之以仁义礼信而已。在他当政初期,即改变旧制,主动参与刑名。按照旧制,刑事案件只归审刑院、大理寺处置,位在中书省的宰相、副相不加过问,这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表明对刑名不甚重视。在他出面过问刑事案件时,宰相曾公亮不以为然,王安石则据理反驳,认为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中书就应当过问,不仅中书应当过问,遇到重大案情,众议不决时,中书还应当上奏皇帝,听候圣裁。他主张由帝王亲自过问刑名,表明他对刑名十分重视,也是对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尚书新义》中,就有“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语,主张对民应有恩有威,对坏人该杀就杀,不必忌讳其有凶残之名。这本来是大实话,也是治国应当推行的制度,却被后世儒者大加贬斥,说这有害礼教。是不是道学家当政之后就唯德无刑、民免诛戮了呢?其实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学大盛,结果更加专制,文字狱大兴,百姓动辄得咎,看来可以做、不能说就是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特征。
   。。

立法度(5)
王安石在法治方面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大都是合理的,可惜当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障碍,无法贯彻下去,更不能持久,因而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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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1)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向流俗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自由创造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无调和与回旋的余地。王安石很清楚,敌我双方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看来,革新派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镇撑腰,有王安石统领中枢,掌握着中央大权。而且王安石的学问在当时无人能及,新派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经术的务实的学者,而新学是集诸家之粹的体用合一的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于陈旧的儒家学说有明显的优势。其实不然,神宗革新的热情很高,除旧的魄力有限。虽然他是革新派的坚决支持者,但又不能将之完全归属于革新派阵营之中,因为他其实是凌驾于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上的调和者、统帅者,而保守派的阵营是极为强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贵戚绝大多数属于这一阵营,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数上层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这个阵营有权有势,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处于垄断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旧观念则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方面其垄断地位比其权力的垄断更加可怕,由于其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面对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先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以道胜流俗、以自由胜垄断、以公平胜特权。革新派站在真理与正义一方,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无私者当然无畏。他还意识到,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垄断阶层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就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就会迎来经济初步繁荣的新时代,不仅会实现富国强兵的首要目标,还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反之,如果改革失败,中华民族与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非但不能发展壮大,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四夷强盛、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单纯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小的一方要想取得胜利,一要靠谋略,二要靠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勇气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法宝。王安石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面对重重压力,面对保守派气势汹汹的围攻,他如同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使得改革的战车战胜重重阻挠,坚决向前。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保守派是极为顽固的,想让他们支持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行不通的。假如对保守派妥协退让,谋求他们的允许,改革也就不再是改革了,只能成为不疼不痒的小打小闹,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终会走向失败和流产。保守派也绝对不会因为改革派的退让而将心比心,各退半步,他们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攻击改革运动,直到将其彻底扼杀。
  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一时的妥协还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不会打破局势的均衡,但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弱小的一方稍有退步,就等于宣告死亡。因为弱方取胜主要靠的是气势,一旦气势上被比了下去,就可能全无胜机,甚至会导致速败、惨败,再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因此,王安石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决不妥协退让,对于反对改革的人,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同党有多少,都不能受其左右。
  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勇气,他也经常以此鼓励神宗。然而神宗对于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准备不足。也许他的优点是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但由于自信不足,他不是通过听取不同意见来修正改革存在的问题,而是经常动摇不定,往往为异论所动,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随时准备向后转。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机,不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改革及改革者,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
  

向流俗开战(2)
神宗总希望两全其美,一方面能让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一方面又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他想走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之路,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走不通的。由于神宗虽然立志改革,但在如何改革方面缺乏明确的认识,并非“术素修而志素定”,因而容易动摇。在青苗法受到韩琦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反对时,神宗甚至决定废止青苗法。幸而在这一决定并未正式颁行时,神宗又幡然悔悟,否则新法及整个改革运动就会胎死腹中。其实韩琦并非完全反对新法,只是觉得行之过急,应当按原计划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待行之有效再推行全国。而且放贷可能会遇到借时容易还时难的问题,一方面会亏欠官本,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行刑督索”,并勒令有关人员同保均陪,导致扰民害民。韩琦的看法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完全可以吸收,以防止或减轻可能出现的问题,但韩琦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的。如言贷钱不应取息,否则就是取利于民,又言恐百姓愚昧不虑久远,好借难还。如果完全发放无息贷款,百姓不是更会竞相借贷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吗?神宗既不能发现韩琦之言的荒谬不足取之处,又不能正确吸收其合理的一面,反而以为韩琦是真忠臣,抓住了新法害民的本质,竟然要废止青苗法。这表明神宗的性格与见识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此推行改革自然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
  由于神宗缺乏与流俗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甚至立场不稳,有时还会站在流俗一边与改革派为难,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决心与勇气向流俗开战。由于神宗年纪尚轻,学术不明,缺乏自信,一见有许多人反对便以为变法有问题,王安石则力言流俗不足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势众,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贪近利,并无远图,如果一任流俗,则一事无成。
  王安石在《尚书·周书·大诰》的注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择以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国疑之时,相率而为乱。非周公往征,则国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议者,十夫而已,况后世之末流?欲大有为者,乃欲取同于污俗之众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选择以为亡商之后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监管武庚的,按说他们都不应该是庸才。但他们却在成王尚少、主幼国疑之际相率为乱,如果不是周公亲自往征,则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灭,因而出征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圣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贤才众多,然而能够知乎天命,顺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过十人而已,当时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况后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试图博得见识低下、人格卑污的流俗之人的赞同与支持,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会导致国家危亡。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明有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如果非要事事从众,那就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还会亡国灭种。王安石又在《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的注解中指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盘庚是也。盖人之情,顺之则誉,咈之则毁,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既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者也。”违背百姓的欲望,强制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强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欲则不可。盘庚就是古代强制百姓顺从先王之道的典范,他在做出迁都的正确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但盘庚不为所动,坚持不改,终于使商朝更加兴旺发达。常人之情,顺之就会赞誉,逆之就会诽谤,如果不论是非,一味从众人之欲而违背先王之道,以求获得众人一时的赞扬,就是沽名钓誉,是不可取的。因此应当顺从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王安石反复说明流俗不足为虑,主要是为了打消神宗的疑虑,使之更加坚定地推行新法。他对神宗总是与流俗划不清界限也表现得很不客气,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熙宁奏对日录》中,王安石记载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谈话:
  

向流俗开战(3)
……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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