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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出入自在（2）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对于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有《禄隐》一文具体表达了这一思想。旧说孔子“高饿显而下禄隐”，故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这也是孟子和扬雄的看法。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按照这一标准，则孔子、孟子应当依照他们所赞赏的“饿显”的方式行事，而其实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扬雄则屈身为王莽之臣，这难道是由于圣人能言而不能行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圣贤道同而迹不同，“饿显”与“禄隐”都属于迹，无所谓高下。圣贤都是通乎权变、无系累于迹的大过于人者，“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小者也”，因而殷代的三位仁者，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其道则一。《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说圣人无可无不可，出处语默，皆不离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扬雄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隐与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门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以为怪。
王安石在《次韵酬朱昌叔五首》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涯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名誉事功皆不足为累，世事官身都充满危险，故而发出“已知轩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乐世闲身岂易求，岩居川观更何忧？”表明他乐得岩居野处，登山观水，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闲人。他还说“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强调自己是谋道的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专门谋取俸禄，只是由于拙于人合，无法与流俗同流合污，只能与天地合德、与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贵与祸患相伴，贪恋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诗：
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贵常多患祸婴，贫贱亦复难为情。
身随衣食南与北，至亲安能常在侧。
谓言黍熟同一炊，欻见陇上黄离离。
游人中道忽不返，从此食黍还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这两个富贵至极的人为例，说明富贵不足依恋。然而贫贱同样使人难以为情，无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经常守在亲人的身边呢？本待黍熟同食，亲人却在黍黄之时离去，从此每次食黍都令人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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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3）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王安石出入自在，行藏自如，表现了一种人所难及的境界和风骨，这种精神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得以充分体现。
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中旬首次罢相。对于他此次去职的原因，前人论之已多，但未必尽是。据《长编》卷二五一，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冬至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气久旱，雨雪不至，神宗为此忧心忡忡，减食损膳，避居正殿，以表自责。而守旧派的翰林学士韩维以为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足以应天变，要求神宗痛切自责，广求直言，并借机指责新法。韩维的用心极为明白，就是认为天变为新法而显，要求神宗顺天应人，废除新法。在韩维这样的守旧派眼中，推行新法有害无利，即使是熙河大捷这样难得的功绩，也被描述成“动甲兵，危士民，匮财用于荒夷之地”，简直一无是处。对于韩维的恶意攻击，神宗应当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非但不予痛责，反而接纳了韩维的建议，并令其草诏，罪己纳言。
这份诏书是对王安石和变法派的沉重打击，神宗表面上是下诏自责，实则是对变法派的严厉批评。所谓“朕涉道日浅，晻于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这不都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的责任吗？又言“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这几乎是对新政的全面否定，听纳失理，狱讼非情，赋敛无度，奸私壅蔽，忠直不闻，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神宗下这么大的决心，对自己及新法几乎要全面否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天灾吗？邓广铭先生的解释是神宗一则是惑于天人感应，二则是有意“异论相搅”，这种解释当然是有所依据的，不过未必切中要害。这场旱灾表面上很厉害，但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此前“累年丰稔”，粮食储备足够用了，不会导致大的饥荒。一场不大的天灾不足以成为理由，但却足以成为借口。这表明让王安石去职确是神宗之意，无论有没有韩维的挑拨都是一样。
那么神宗为什么有意让王安石离职呢？其真实原因并非是因为天示灾异、人情未顺，政治经济也并不像韩维所拟的诏书中说的那样一团糟，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变法革新的黄金时代，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之时。
首先，由于王安石的一再坚持，王韶在招抚西蕃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朝廷拓地数千里，达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这是宋王朝在军事上的重大成功，也是在对外战事中所获得的唯一值得骄傲的大捷。
其次，由于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案，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大幅度提高。据《宋史》卷三二八安焘传，安焘指出“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毕仲游、李常等元祐官员也都指出当时州县钱财充足，不仅足够时需，还可供以后数十年之用。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78页等。
再次，经过数年的努力，改革派逐步占据上风，保守派的势头被压了下去，政治上已经出现了邪不压正的局面。
为什么在变法取得了一定成就、局势一片大好之时，神宗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决定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神宗当时并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涉道日浅，晻于政治”，而是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称得上是“涉道已深，熟知政治”了，因而不希望再当言听计从的附庸之君，想直接走向前台，名正言顺地做变法的第一号领袖了。
刘安世《元城语录》在论及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时称：
出入自在（4）
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引自《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41页。
在变法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变法的实际领袖是王安石。当时神宗与王安石虽然有君臣之分，然而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有如朋友，不得以普通的君臣视之。年龄上，一长一幼，相差近三十岁；能力上，一强一弱，无论是学识、思想还是经验、能力，都相去甚远；性格上，一刚一柔，王安石秉性坚刚，百折不挠，神宗则相对柔弱，常犹豫不决。因此除了所谓君臣之分，在其他方面王安石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年轻的神宗自知事事须依赖王安石，不肯经常拿这一点来压制他，因而只能是服弱。然而神宗虽然称不上是一代英主，却也并非庸弱之辈，他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是不满意的，只不过迫于时势，暂时隐忍而已，一旦他觉得羽毛已丰，便要毅然“正君臣之分”了。
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神宗的这一意图并非迟至元丰之初才显露出来，也不是二次罢相时才有所表现，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就已初现端倪了。
变法的初步成功、王韶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使得神宗觉得时机已经到了，该是他“自奋英断”的时候了。因此这次罢相完全是神宗一手导演出来的。所谓天灾不过是借口，天人感应也变成了神宗的工具，他未必真的相信什么天人感应，至少这一次不完全是，即便那些应诏上书的守旧派大臣同样是上当受骗的角色，他们只不过充当了逼王安石下台的一枚棋子，因为此时的神宗根本无意废除新法。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神宗在王安石离职之后，仍然大力推行新法，为此他对吕惠卿一再容让，对反对变法的冯京等则予以贬斥。
神宗种种作为，目的只有一个，即逼王安石下台。然而此时的神宗心中确实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深知王安石之贤能，另一方面又深嫉王安石之贤能，河湟之役的大胜使得他不得不解下玉带赏赐，如果按照王安石的谋划，再取西夏之后又拿什么赏赐呢？即便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会争功，外人传言也只会把功劳都记在王安石一人身上，这是神宗断然不能容忍的。然而离开王安石能不能成功，神宗又确实没有这个把握和自信，因此他的策略是用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