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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
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
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
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
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钱塘人,俗姓王。九岁出家学佛,居本州明庆院。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诏赐紫衣,五年(公元1038年),赐号宝月大师。治平年间,为本州管内僧正,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对与世迥殊、但求空虚的佛法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赞扬修广心不挂物、自由自在的修养和境界,道是一至其处,便觉心胸为开、肝胆豁然,何况天天在此宴坐修禅呢。他对早年勇于救世,因而对强调出世的佛教有所批评表示了反省,始悟进退出入各有其理,造次区分高下、妄谈贤愚是不对的,吟诵山湖、耕钓为业未必不如立身庙堂,而且这也正是他将要选择的生活。这里王安石似乎显得有些消极,其实这正是他成熟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也是进退各有其理、不可妄分高下,并未一味推崇出世隐居,他还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二者。
勇于救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在现实中多遭挫折,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还饱受诬谤,因而“少得志愿多忧虞”,这使他不得不以更加清醒的目光来看待世俗人生,认识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亦无高下之分。他有《读〈蜀志〉》一诗: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据《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记载,刘备对许汜十分不满,责备他道:“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后来这一典故常被引用,辛弃疾亦有“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之句,对于乱世之中立志救国救民的刘备表示钦佩和敬仰。王安石则反其意而用之,指出乱世纷争、三家逐鹿,于国于民、于身于世都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徒自劳苦而已,可惜无人将这一道理告诉刘备,使他认识到求田问舍并非庸俗,甚至较争夺天下更为高明。
行乎中道(3)
有说此诗于理未安,竟将兴复汉室的大业视之为纷争,轻之如一毛;有说此诗是作者因坚持变法饱受诬谤之后的愤激之语。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非如此,他只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自道视之,何得何失,何贵何贱,所谓的是非功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不如求田问舍,独善其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有意义。
王安石晚年的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分别,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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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无欲(1)
王安石秉天地之刚气,又加上自律甚严,因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达到了近乎无欲的境界,因而不为物惑,不为欲望所左右,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王安石不爱饮酒,不乐游宴,强之不得。据司马光所述,王安石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长官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而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由此表现了他的刚正不屈的个性。
王安石不大习惯当时士大夫习以为常的生活,不愿意浪费时间饮酒作乐,更不想败坏自己的名节。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不合于众,故每遭诋毁。从他个人来讲,既非有意违俗,又非以此自炫,只是顺乎自己的本性行事,不愿受外物的左右而已。
王安石不仅不好金樽,也不爱女色。当时士大夫生活糜烂,好色成风,就连一代儒宗欧阳修年轻时也难免此病,他后来屡遭诬谤误解就与少年时的不检点有关。一代文豪宋祁在蜀时姬妾数十,风流成性。王安石虽然也是一代文宗,却未有半点当时文人的毛病,而是比道学家还严谨,就是一再诬蔑他的保守派也无法在这方面找出他的缺点,只得假惺惺地赞扬他一番,以示公允。
王安石不仅终生不纳姬妾,还将夫人为他买的妾完璧归赵,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据《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安石为知制诰是在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当时他的诸弟皆已成立,家中负担不像过去那么重了,而且他还任工部郎中,纠察在京刑狱,官职与俸禄都有提升,已经步入社会上层了,因此贤惠的吴夫人也想让丈夫享受一下上流社会的待遇,偷偷为他买了一个妾侍奉左右。大概王安石家中当时既无姬妾,又无丫环侍女,因而看到家中出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感到非常吃惊,忙问她是什么人。这女子告诉他是夫人令其侍奉左右的,王安石便明白了,又问她姓氏家世,女子则答称本为军中大将之妇,由于丈夫运米失舟,按照规定必须赔偿,结果用尽全部家产也不够,只好将她卖掉抵债。王安石对她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就将这一女子的丈夫唤来,令其夫妇相聚如初,并将买妾花费的九十万钱尽赏他们。
王安石奉还夫人又送钱,可称得上是一件大功德,这种行为和品格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的道德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士大夫的道德水平,虽不能说是惊世骇俗,也算得上迥出群侪了。
王安石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近乎无欲,并不是由于他心如死灰,事实上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人。他的无欲既出乎天性,又是严格自律的结果,他也并非为无欲而无欲,而是为了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进入一个真正的自由境界。
孔子曾问弟子何人称得上刚,有人以申枨孔子弟子,鲁国人,贪欲较多。对之,孔子则曰申枨多欲,怎么称得上刚。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刚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倾动的品格,并非外在的高大威猛。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欲望多的人必然有求于人,有求于人,不管身体多么壮健,权力多么大,地位多么高,都得矮人一等,都得低眉折腰。对外有欲就是自身不足,自身有所不足,则称不上刚,因而无欲则刚是孔子强调的真理。
王安石可谓得大刚之气者,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八记载:
蒋山赞元禅师,……舒王初丁太夫人忧,读经山中,与元游,如昆仲。问祖师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两生来恐纯熟。”王曰:“愿闻其说。”元曰:“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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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无欲(2)
王安石在嘉祐、治平间丁母忧时居江宁,读经山中,与蒋山赞元禅师游,亲如兄弟。他问禅门祖师意旨,赞元却不答,再三请教,赞元则告之他有三重般若之障,今生学佛不易,但又有近道之质,经一两辈子就可以纯熟,证得大道。王安石道是愿闻其详。赞元则答曰,受气刚大,世缘深重,以刚大之气加上深重的世缘,必然以一身任天下之大事,怀经世济民之志,如此则只能入世,难以出世。如果不能得君行道,才得其用,则心不能平,有怀才不遇之感,以不平之心持济世之志,则意不能安,不能安静,如何体味佛教一念万年、超越三世的境界?又性格多怒,多怒则多烦恼,此为烦恼障;学问尚理,崇尚理性、注重分别恰恰是所知障。心不能平、性多怒、学问尚理构成学习佛教、获得般若智慧的三重障碍,想马上悟道成佛是不可能的。但不重名利,视之若落发,身无噬欲,自奉如头陀,这又是不可多得的近道之质,只要多读佛经、以教乘加以滋养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学禅,鼓励他读佛经、明教理,以此入道,这一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了解还是切中实际的。
王安石刚正无欲,使得他超出了自身的局限,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高级境界,对名利、声色、进退、出入无动于衷,认为穷达、是非、恩怨、人我无关于己。他不愿再为轻于一毛的世间功罪而劳身耗神了,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就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必然归宿。
王安石二次罢相是他自己屡次请求的结果,并非是由于神宗对他恩遇已衰,也不能说是他意志衰退的表现。如果第一次罢相主要是由于受到政治压力,那么第二次罢相则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和主动的选择,而且这一次他是下定了再也不问政事的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次出山了。
神宗与王安石相知最深,起初神宗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了王安石的心愿之后,决定成全,不再打扰他,这也是他对这位既有能力,又有道德,对他也最为忠心的老臣的报答。
后世俗儒根本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用心,总是以己度人,以为放着好好的宰相不做,肯定有难以言喻的苦衷,肯定是不得已的,因此捏造了不少故事和流言来解释他们自己心中的疑惑。如谓王安石归山之后,一直希望再次起用,一次神宗派中使前来赐金,王安石初闻大喜,以为将再得用,后来发现只是赐金,于是气急败坏,干脆赌气不受,将黄金转送寺院。又道神宗厌弃王安石,故八年不复召,临终亦以司马光托孤,不用王安石。还称元丰改官制,王安石大吃一惊,认为如许大事不让他知道,肯定是皇帝对他有怨气,于是做诗歌颂元丰,以谄媚神宗,得全性命云云。
此类妄说既不知安石,又不明神宗,更不知二人相知之深、情谊之厚。王安石既然下决心归隐山林,又怎么会期待被再次起用?他要是依恋相位,又何必一再辞职?如果神宗厌弃王安石,又怎么会一再遣使问候,终生恩遇不衰?以神宗与王安石相知之深,知道他这次是彻底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出来了,他又何必打扰一个退职的忠心耿耿的老臣,让他不得安宁?元丰改官制,怎么会跟一个退职的人商量,王安石岂是如此不明事理、气量狭小的人?以王安石的个性,让他谄媚皇帝、以求保身是不可想象的,以为神宗有意加害安石更是痴人说梦,造谣诬蔑。
王安石以自己的忠心和诚意赢得了神宗的理解,使他得以未到耳顺之年即悠游林下,与猿鹤为伍,同山川为伴,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最后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