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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像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个巨大的收获——结识了终生的良友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与王安石算是同乡，但因为王安石很少在家，而未能相识。二人相遇京城，一见如故。曾巩有《寄王介甫》一诗记述二人的初遇：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
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栋干，度量弃樗栎。
振辔行尚早，分首学堧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
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已远，遗经窜墙壁。
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
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
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
胡然蕴环堵，不救谋者惑。……
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他既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又是一个纯粹的儒士。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一起吃饭，一起谈古论今，无所不言，毫不防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巩是来京城应试的，但他的文学才华不见赏拔，只能与王安石分手，落魄而归。这一年冬天，他读到了王安石寄来的文章，大为称赏，以为其文汪洋恣肆，如临东海；春色满目，如跻泰岳。观其议论纵横，大匠难裁，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曾巩决不是一个乱发议论的人，也不会盲目吹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如此之高，只能说明王安石的文学才华确实非同凡响。当然，曾巩也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期待，认为在距周公、孔子越来越远，百家竞起、大道凌夷之时，王安石不应该只是关注文章小道，而应当兴遗经、振儒道，继承孟韩之志，救斯世之弊。
与曾巩的会见对王安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自己锐意文章、轻蔑儒术的行为进行反思。次年春天，王益被任命为江宁通判，王安石再一次跟随父亲到建康赴任。
在长江中游的采石矶上，望着滔滔东去、奔腾不息的江水，王安石不禁想起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而此时夕阳西下，更让他意识到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吗？王安石想到曾子固只比自己年长两岁，却早立大志，锐意进取，为国为家，勇挑重担，自己却只想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少年之时不努力，将来穷老之时怎么过呢？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成熟了起来。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婚丧庆吊之类的活动，而是天天在家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读书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像契契：古代圣人，相传为常喾之子，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曾助大禹治水，又为尧时司徒。和后稷后稷：古代圣人，相传为周始祖，帝喾之子，母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初以为不祥，被弃，故名弃，后为尧时农师，后世奉为农神。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日渐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广泛，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不倦地埋首于书海之时，王家再度遭逢不幸——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的《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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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江宁（2）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的突然去世对王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全家一直都是靠王益的俸禄生活，此时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没有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去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认识到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过早辞世，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垮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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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学术（1）
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了五年时光，受到了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王安石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称王益十七岁时曾将自己所作之文寄给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咏，张咏奇之，对王益的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其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但可见其文学确有成就。
王安石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再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很早就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前述曾巩对其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早年即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是受到了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当四川过远，朝廷制度又不许携亲时，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
早年学术（2）
在王安石看来，要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文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长兄王安仁的影响。王安仁七岁好学，不苟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翔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自号濂溪，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濂溪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