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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下的起义军余部约200人相遇，才知主力部队已失败。
主力失败的消息石破天惊，从三河坝撤出的部队一下如同炸了锅一般。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全体军官会议，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
朱德介绍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朱德提出的“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去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湘赣边界找“落脚点”，开展游击战。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只剩下1000余人，师、团级政治干部只剩下陈毅一人——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传染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11月初，部队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在上堡进行了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上堡整训时，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他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一位韦姓军官化装成挑夫，奉范军长之命送来了复信。朱德打开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原来上面写：“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以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伙伕头”死里逃生（2）
望着范石生熟悉的签名，朱德心中荡起一阵喜悦：“难怪中山先生把他誉为‘军中一范’。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一边让人好好款待范部的信使，一面找陈毅等商量。
11月20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一个卫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该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后，天色很暗了，于是在一座祠堂里住了下来。朱德命令卫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以免惊动附近的何其朗土匪武装。他和警卫员就住在祠堂后院伙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叭！叭！”半夜间，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卫队的同志操起家伙直奔祠堂外制高点，祠堂里只剩下朱德和警卫员。这时，不知从哪摸上来的一股土匪，撞开了祠堂大门。吆五喊六地向后院冲来。
这时，朱德已来不及隐蔽，他急中生智，侧身走进厨房，随手拿起伙伕的围裙系在腰上，就往外走。几个土匪迎面拦住他：“快说！朱德在哪里？”朱德指了指后面的房子：“在后面。”
几个匪兵顺着所指方向一窝蜂地追去。可有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满脸奸笑，仍很不放心地继续盘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把双手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带着几分窘迫，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个伙伕头。”
小头目左看右看，还是不放心，把他拉到油灯下，仔细瞧了一遍，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满脸胡茬子，像有五六十岁，身上的旧军衣早已洗得发白，腰上围着条脏里吧叽的破围裙，脚上还穿着一双草鞋，也就信以为真了。
这个小头目急忙撇下朱德，扭头盘问起警卫员。朱德生怕警卫员露了馅，随即拔出手枪对准小头目，小头目脑袋开花，栽倒在地。朱德同警卫员打开后窗，纵身跳出，顺着枪声去找部队。
被打死的小头目，正是土匪何其朗的小舅子朱龙奴。他是奉其姐夫之命来捕捉朱德的。原来，当朱德带着小分队路经濠头圩附近的白村时，走漏了消息，被伪乡长何曾智知道了。这时，蒋介石悬赏通缉朱德的告示到处可见，他觉得这可是个领赏的机会，就给何其朗报信。何其朗便把这一能领赏的美差交给其小舅子朱龙奴，让他带200民团前往捕捉朱德，没想到……
这次经历后来传播很广，朱德也因此得了一个“伙伕头”的称号。
到汝城后，朱德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在朱德同曾曰唯谈判进行到尾声时，范石生赶到汝城，与朱德见面。同学之谊、坎坷之路、未来之计都成为他俩的话题。最后，范石生建议，朱德部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名义进驻湖南资兴。朱德认为可行。
当天范石生在汝城城外储能小学召开了全军尉级以上军官会议。会议开始，就是范石生讲话：“弟兄们，我今天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十六军又添人增丁了。”他指着朱德，“这位就是新到任的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的团长王楷将军！”
接着，介绍了王楷少小习武，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供职于护国军，后留洋研究世界各种战法，并告知部下：“王将军是我滇军之前辈、范某的义兄。今后，弟兄们服从王将军就是服从我范某！”在座各位官佐伸长脖子看看军长如此尊重和抬举的这位神秘人物，一些当年滇军中的部下更疑惑：这个王楷怎么那么像大战棉花坡的朱旅长呢？
“伙伕头”死里逃生（3）
掌声和议论一直不断。轮到朱德讲话：“弟兄们！我叫王楷，也叫朱德。”一开口，台下的掌声便爆响起来。他这么说，一则是知道范部许多师团官佐都是在滇军有过接触的部下，二则他是个实在人，隐姓埋名非他性格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他只有跟大家实话实说。
部队驻防资兴，最终得到一次难得的休整。官兵们先是领到了一个月的薪饷，“继而每人配发了枪支，步枪每支配发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损坏的枪支，军械部门给予了修理”。最重要的是有了冬装，还有毛毯、背包带、绑腿和干粮袋等，起义军余部顿时又活鲜起来，连朱德也把胡子刮了。
1928年初，蒋介石在范石生部安下的钉子丁煦弄清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且朱德已化名隐藏其中，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很快，一封密电从蒋介石处发往广东李济深。当时，范部属于广东政府李济深管辖。尽管蒋李之间也有矛盾，但双方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一致的。李接电后不敢耽误，马上电告范石生，说是转达蒋总司令的命令，要他迅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派出方鼎英部的第十三军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
范石生接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几万元大洋。他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必须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正沿浈水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
队伍停下来。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中心的话题。依照中央来信，湘南桂东、粤东海陆丰都是目的地。但哪里是合适的呢？
有许多建议，朱德认真听着、想着。
“到乳源（现属乐昌）的杨家寨子，我在那里有关系，我可以带路。”说这话的是龚楚，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 ，1927年率农军参加南昌起义。
仔细询问了杨家寨子地形、社情，朱德知道杨家寨子与湖南的宜章只有一山之隔，有300多户人家，山中有一场不多见的平坝，而且有党组织活动，他和陈毅下决心前往。
三九隆冬，大雪纷飞。龚楚带领起义军穿过岭南大瑶山的茫茫林海，于1928年1月5日向杨家寨子开进。
杨家寨子有个外来人，名叫杨子达。他本是湖南宜章人，曾任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县农协委员长，因“马日事变”后成为宜章反动派通缉的“案犯”，避居到这个杨姓族人聚居的地方。杨子达得知朱德率部即将抵达杨寨子，便利用宗族关系，说通族长组织了10多名群众，顶着严寒前往村外三四里的柞树坳去迎接。
很快，他们远远地看见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了，作为部队前导的军旗上直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四○团。“快看啦，大部队开来了！”“快放鞭炮！”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由朱德率领从韶关辗转而来的这支革命队伍开进了杨家寨子。
杨家寨子的乡亲用滚烫的热情、大碗酒茶招待了这支部队。是夜，部队在坝中点上篝火，乡亲们送来米酒和腊肉，山坳里洒满浓香。朱德烤着篝火，喝着米酒，吃着香喷喷的腊肉，同杨子达及老农会骨干们谈论着湖南革命的大好形势。
听着听着，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杨子达更是热血沸腾，高兴得连敬朱德两碗酒：“朱将军，明天我就去找宜章组织联系，我们争取让宜章先组织起来！”两个大碗碰到一起……
正喝着，突然一阵骚动，传来马嘶声。很快，一位身强力壮的汉子跃马而下站在面前，他身着呢料，脚穿马靴，满身透着豪爽和英武之气。“来来来，给朱将军介绍一下这位好汉少海，姓胡。”杨子达扬起另一只手，“这位将军姓朱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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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伕头”死里逃生（4）
打过招呼，朱德才知道胡少海的来历。胡少海家是湘南宜章县的富户，父亲是宜章的豪绅。兄弟6人，他排行老五，乡亲们都称他为“五少爷”。他虽然出身豪门，但上学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嗣承祖业”的士绅少爷生活，投身于民主革命，在程潜部李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