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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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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2）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一开口便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众人离开小屋。朱德走进房东灶屋，只见老大娘一家五口挤坐在柴禾上，默默无语。朱德转身回来，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一个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行军路上，红军已由夜行军改变为昼夜兼程，将士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前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利索地跃上路旁一个小坡，用望远镜观察，宽阔的湘江已隐约可见。朱德指挥、催促经过跟前的队伍：“快，紧跟上。搬不动的家伙，扔掉！”他看见后面四个战士抬着一台发动机，行动迟缓又吃力，便跳下土坡，快步到发动机旁，命令战士：“甩到沟里去。”朱德同战士一起将机器推下沟去……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离浮桥稍远些的浅水处，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在涉水渡江。东岸等待渡江的已是人山人海，后续部队仍像潮水般涌来。在这里，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的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在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蓝的江水，道路旁到处丢的是出发时好不容易从瑞金抬来的各种机器物品。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战士们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桥头堡上，朱德用望远镜观察渡江情况。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密集。无数红军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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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3）
经过四天四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2月10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做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建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三路分别从回龙场、江河界、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7日，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先头部队智取遵义。8日，朱德命令：“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进城后，朱德和周恩来率红军总部住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楼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烟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康克清跟随朱德一进柏辉章的公馆，只见房间到处是纸屑和破碎的物品，杂乱无章，说：“你看零乱的，可以想象它的主人逃跑时是多么惊慌和狼狈。”朱德暗自一笑，说：“不管怎么说，这是离开根据地以后最好的住处了。”
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4）
自从进驻遵义城之后，康克清就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接下来几天，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晚上回来后，往往浑身疲劳，腰酸腿痛。同时，她也在协助政治局做一次即将举行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求特务连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1月13日深夜，周恩来和朱德等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做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博古说：“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接着问：“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转而问朱德：“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朱德答：“是的，不过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前两天在卫生部疗养，林彪与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都在遵义，通知即到。”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就可开会，我立刻给卓然、少奇同志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这时，朱德说：“恩来同志，你该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周恩来眨眨眼，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