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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扶着她的双肩，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也动情地说：“克清，我已报请党中央，中央业已决定，最近几日我将率队出征——”康克清急忙说：“我也跟你去！不光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还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朱德说：“我将走得很急，你等一等吧。再说你的去留，还要由组织决定。”康克清想了想，说：“那好，我一定去争取！”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22日，抵达云阳。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8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十余个年头。长达十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惊奇呢？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十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氏扣押软禁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你去也不合适！”任弼时担心，“蒋介石要吃你的‘猪’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对谁去南京是慎重的。朱德坚持前往。正好一直在西安负责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叶剑英把各方面征询的意见报来：“毛不必去，朱必须去！”朱德为争取到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3）
是夜，康克清一直忙着给朱德收拾行装。不觉之中，她鼻子发酸，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刚刚经过万里征途，一路战场厮杀、流离颠沛，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身的窑洞，有了一块平静的根据地，老总又要去面临新的风险。她担忧、焦急，甚至还有一些害怕。但她不能说，她知道老总此行责任重大，知道老总定下来的事情她说什么也没有用。
6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从那里改乘飞机去南京。清晨，康克清用一只旧皮箱把朱德的衣物、用品和她的关怀送出远行之路，和老总什么也没有多说——同志、战友、夫妻间的道别都留在无言的心底。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朱德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他们很快被车辆接走。
车在行进中，朱德感觉到南京这座历史老城的特殊气息。不少仁人志士在街头呼吁，青年学生游行请愿，老人送子从军、妇女送郎卫国。这些都给古都南京平添了一幅幅令人激动而酸楚的景观。朱德似乎无暇顾及，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秘密使命。
8月11日，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啰，谢谢委员长！”
当日，朱德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朱德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红军总司令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朱德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不管是对手还是后辈，他们尊称朱德为“玉阶兄”或“朱将军”，朱德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
接着，他陈述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朱德等中共代表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使各方面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政府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8月13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万余名日军突然向上海江湾、闸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战役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
在主要问题上已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16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50万元，另拨开拔费20万元及一批物资。
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4）
8月19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三天后，即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这一天，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
很快，各师首长传达了军委改编命令。于是，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作战的日日夜夜，不禁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于是，人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想不通？”
为了解决官兵的思想问题，各师首长在朱德的带领下，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标，顾全大局。朱德对战士们说：“我朱德从心底里讲也不愿意红军改名，但是不改可不行。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现在国共合作了，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红军是改名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换下红军帽，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十年仗的冤家对头，自今以后就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领导的队伍。只要红星在我们心底，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话音未落，现场就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渐渐地，官兵们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尽管他们慢慢懂得了改编的道理，但在换装时许多战士还是留下了热泪。从南昌起义到今天，红军帽跟随他们转战南北，今天却要与它分别了。千言万语，尽在飞泪之中。
9月2日，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那开阔的山坡地上，天风劲起。隆重的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正在进行。军旗猎猎，战马嘶鸣，出征将士高举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字横标，从四面八方随队伍进入会场，“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歌声震荡村镇。万千百姓箪食壶浆，站满山野，准备为亲人送行。
主席台上，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周士第等挺身而立。师长贺龙主持大会，朱德站在台前，神色凝重。会场沉静下来后，他开始发表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随后，朱德一字一句慷慨领读《出师抗日誓词》。将士们誓声掷地有声，山川震动。
宣誓完毕，朱德一声令下：“出征！”
部队开拔，万千百姓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拥上来为亲人送行。贺龙在马上，慢慢地举起右臂，向群众致以庄严的军礼。百姓静立，泪水盈眶，抗日将士的身影渐行渐远……
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率领从云阳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一二○师开赴华北前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前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位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