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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但决非不拘礼节，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戴高乐很象在我1969年就职前所认识的除了林登·约翰逊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鲁门都有非常浓厚的离群素居的倾向，不喜欢别人以一种过分亲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甚至在年轻时，戴高乐就和他的平辈疏远。他家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个性那么冷冰冰，一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法国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在内阁会议上，他常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部长们的发言，认真地记录。如果他想与一位部长交换看法，通常会安排一次私下的会见。
对重大的事件所作的决定都是由戴高乐独自作出的。他不认为他有所罗门那样的聪明，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具备所罗门那样的判断力。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作出结论。他知道对于一位领袖来说，有时间去思考是多么重要。在他的坚持下，他手下的人员每天要留出几个小时让他去专心思考问题。
在我任总统时，也试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办事。但是我发现，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行政官员、议会领导人以及其他要求占用他的时间的人执行这项纪律。只要他们看到日程表上有一个空隙，就总认为有时间接待他们，他们一心一意想把他们需要先办的事变成他需要先办的事。但是，这些事一般并不是他需要先办的事，而且也不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他们的职责范围。
在我的总统任期内，重要的决策几乎很少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出的。要作重大决策时，我总是设法到林肯起居室或是在戴维营、比斯坎岛或者圣克利门蒂的小小图书馆里躲上几小时。我发现在远离嘈杂的华盛顿的幽静的地方，可以进行最有效的思考和作出最好的决定。
戴高乐在文章里写道，除了保持孤僻外，寡言和少作手势，举止和动作方面要审慎，这样才能使你显得神秘。他又写道：“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但是沉默这个“强者最大的美德”只有在它是以掩盖意志和决心为目的时，才会产生效果。“正是由于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控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才能占上风。就象一个赌徒的风度在于他能够在加大赌注时，比平时更加冷静。又象一个演员最大的演出效果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能否熟练地表现出感晴色彩。”
戴高乐知道政治活动就是在演戏——不是指实质，而是指实践——正是部分由于他掌握舞台表演艺术，所以他能把他的政治意愿强加于人。
象凯撒和麦克阿瑟那样，戴高乐在他的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例如，“向戴高乐呼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向戴高乐作肯定的回答”和“对戴高乐将军怎么可能会别无其他选择”等等。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他解释这个习惯的由来。
他回答说，尽管有时是出于写作风格偶尔使用第三人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
他第一次认识他的公开角色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挤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人物，一个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分的。”
无论是一个细微未节，还是一个重大姿态，总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乐将军的角色。到晚年，白内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如果不戴上厚镜片的眼镜，有时连和他握手的人是谁都认不清。乔治·蓬皮杜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高乐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行列时发生的事：这位法国总统侧身问他的总理，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夹道欢迎的人有那么多，但他竟看不见他们。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又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和非凡的背诵讲稿的能力，他从来不用讲词提词器。
象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不为个人的危险担忧，他敏锐地知道这种勇气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皮埃尔·德马雷和克里斯琴。普卢姆在他们的《瞄准戴高乐》这本书中，描写过三十一次企图谋杀这位法国总统的事件。1962年，当他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道密集的机枪火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戴高乐老练地安排了在各种公开场合的露面。他的一年两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更象是在召见他们。会见是在爱丽舍宫的节日厅里举行的，大厅里金壁辉煌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枝形的水晶灯盏。仅仅这些就够得上一次盛会，它吸引着上千名新闻记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黎的一次访问中，我在波伦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上看过戴高乐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接到提示之后，两个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子拉开了舞台后的红丝绒帷幕，每个人都站立着，等待戴高乐的入场。他站在麦克风后面，他的部长们站在他的两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选好的一个题目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会见就结束了。
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法国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集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一位助手称赞戴高乐发表长篇讲话时始终未用讲稿的才能。戴高乐回答说：“写下了讲稿，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扔了。邱吉尔经常这样做，但他不肯承认。”
戴高乐虽然是一位善于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历次的会见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才能。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说话。他从来没有企图用吓唬，或者虚张声势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某种意见的话，他会把它抛开，而不是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件事深有感触时，常常作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他的思维质朴而又明快。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之中。他从不草率地谈论和思考问题。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有罕见的从头到尾思考问题的才能，最后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
新闻报道上经常出现一些头发整齐而油光脸滑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人们回忆戴高乐是其中第一个达到顶峰的人物。夏尔·戴高乐在无线电广播中创造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许多领导人已擅长使用电子新闻工具，但戴高乐的出色成就却堪称先驱，在他号召法国人民奔赴他的事业时，无线电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讲台。正是通过在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年月里，成了法国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电视正成为杰出的宣传工具。戴高乐登场了。他认识到电视可能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他后来听说的：“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工具。”他知道为了在电视中取得成功，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本来总是照着讲稿宣读广播讲话的。“但是，现在的电视观众在广播里听到戴高乐的声音的同时，还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他，为了忠实于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对面谈话那样，不用讲稿，不戴眼镜……”他写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无情的灯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后面，表情必须使人觉得生动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损自己形象的过多手势和不切场合的怪相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他讲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声音和他安详自若的风度结合在一起，使他给人一个鲜明的父亲般的形象。
他操法语就象邱吉尔操英语那样，华贵而豪放。这是一种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语。他口齿清晰准确，余音回荡，我想甚至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人也会理解他的意义。
在一次戏剧才华大放异彩的场合——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和将军们向他的权威挑战时，他身穿将军服，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广播。许多美国评论家嘲笑这种举止，并称之为老掉牙的戏文。他们不可能理解穿着将军服的戴高乐能拨动所有法国人心底深处感情的琴弦，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只有在最困难时刻盼望好日子来临时才存在。
但夏尔·戴高乐并不是光靠象征、口才或演技来创造戴高乐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