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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
经常批评戴高乐的波伦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对我说：“问题是他（指戴高乐）觉得犹太人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主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说，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应单纯依赖于与苏联的双边关系。他带着一丝微笑口答说：“我记住了。”他确实记住了。
当我成了总统时，我和戴高乐弥合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没有藐视戴高乐的建议和忠告，而是欢迎它。因为我知道，从他对于世界事务的经验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浅。我相信仅仅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在改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教导既非常简单而又一针见血。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概括地阐述了它的要点。如果一个领导人有神秘性、性格和庄严，他就可以获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以象戴高乐那样，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内容的满足、安宁和欢乐，对那些位高权大的人来说是享受不到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经常冒险和不断的思想斗争。
戴高乐想要恢复他的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那由于年龄和劳累而刻上皱纹的、板着的脸，使他看上去有领导人所具有的忧郁气息。他的嘴唇紧闭，象是永远感到不满似的。他笑时，嘴唇咧开了，但嘴角从不向上翘。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双蓝眼睛周围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丝悲哀。他的左眼总是稍稍向外斜，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得到女子的钟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孤僻，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回避同事们的友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用过比“我的将军”较为亲切些的字眼来称呼他。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他把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助手调走，只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和他变得太接近。
但是谁也不能够永远那样地沉郁、严厉。戴高乐的“人性”的一面偶尔显现到表面上来，例如，他对家庭生活的传统价值极为重视。他能记住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的名字，经常问起他们。
在他通常严肃的举止中不时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国幽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有一次，一个助手由于巴黎电话线大忙而打不通电话的时候，把话筒狠狠一摔，大声嚷道：“把笨蛋统统处死！”刚走进房间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乐说：“啊！多么庞大的计划，我的朋友！”
冯·德·肯普将军是几尔赛宫著名的掌管，他对我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当戴高乐在大特里亚农宫的修茸一新的国宾馆视察时，有人说拿破仑的浴缸对于约翰逊总统可能大小了。戴高乐回答道：“或许是这样，但对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适。”
戴高乐写道，一个领导人不能享受单纯的友谊的单纯乐趣，但是在社会活动中，他证明自己说错了。他是非常殷勤的，在官方宴会上，他不支配交谈，而是试图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到谈话中来，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乐夫人在内。当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伟大的军官，但是在与他直接交往之后，我知道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许多领导人是那样全神贯注于国家大事，或者那样一心地想着自己，以至于他们在宴会上不和其他宾客交谈，或对他人表示什么兴趣。但是戴高乐却不是这样。1960年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在被一张马蹄形桌子围绕的一个人工喷泉的周围，布置了一些鲜艳夺目的花卉。戴高乐注意到了这个布置，有礼貌地称赞女主人得花很多时间去计划和安排这样一次官方宴会。尼克松夫人后来指出，大部分来访的贵宾要么不会注意到，要么不会费心为此事恭维女主人。“一个真正的彬彬有礼的标志，”她说：“是他想到别人和谈到别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这些公开表现的热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场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乐对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于处理好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种令人最伤脑筋的挑战：对家庭的义务和对工作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这场竞争中，对那些进入高级领导层的人们来说，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这不是因为这个领袖不甚喜欢家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等待着他的决策。他必须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并且必须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经常感到被忘掉了。摄影机无情地抢镜头，大群的新闻记者紧随着，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到处都是，在这些情况下生活是艰难的，在家庭受到这些干扰时更需要父亲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时间却很少。
戴高乐把他的生活划成各自独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爱丽舍宫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几步路，穿过一个大厅就到了，但那可能象穿过欧洲大陆一样，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们知道。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后，戴高乐几乎是一位无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紧急事件，否则便没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点钟他回到爱丽舍宫的住所，在看完电视新闻，静悄悄地吃完晚餐后，常常和家人用看书、听音乐或是闲聊的方式松弛一下自己。戴高乐一家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象阿登纳和戴·加斯贝里一样，戴高乐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错过星期日的弥撒。
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戴高乐很喜欢在周末与儿孙们团聚在拉布瓦塞利。整个家庭总是非常支持戴高乐和他的政策。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截然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的严峻而冷漠的头面人物，与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个温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几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少数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在公开场合戴着的面具，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戴高乐将军需要有夏尔·戴高乐可以居住的地方。没有亲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庭的和谐是珍贵的。”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个与蒋介石夫人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那样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乐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机会，巴黎名流对她拒绝穿最新式的时装，不愿在社交场中抛头露面而感到不悦，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钢琴家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时那样，她既弥补了戴高乐的不足，又服从于戴高乐。钢琴家必须把他的角色升华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钢琴家的伟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来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样能唱好来衡量。同样，戴高乐夫人把她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着迷于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冯·戴高乐并不妖艳动人，但她是一位标准的贵妇人。
总是象贵妇人那样穿着打扮，行动象贵妇，思想象贵妇。从我和她的交谈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务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她简明的谈话里，她把她的态度归结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我可以看出他对她深挚的爱慕和尊敬。正如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