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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判只有在私下秘密进行才会成功。他说，北越已经向法国暗示，他们愿意进行私下秘密谈判，以试图结束战争。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谈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四年后签定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卷入。要是没有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总统的帮助，没有法国政府的协助，谈判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戴高乐十分关心英国和德国关于用超级离心法生产浓缩铀的协议。我对他说，我认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为现实。
他很欣赏这一赞赏的话，但是他用实用主义的坦率口吻讲到，尽管总的来说他对德国是警惕的，但还是决定与阿登纳和解并合作。尽管他承认“德国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干劲和能力”以及有某种“温顺”，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和解，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归根结蒂德国人有一种脉冲式的野心，如果不经常加以扼制，必将使法国和别的国家遭受惨痛的经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人认定决不能让德国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说，他对英德协议极为关注是因为，假如你“有了浓缩铀并且你又是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法国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分裂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法国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
夏尔·戴高乐
这封信是戴高乐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领导人一起飞往巴黎吊唁。
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在身材上高过常人，但是他的力量发白内部。蒜头鼻，略显浑圆的身材，柔软纤长的手掌，所有这些对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补益也不能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超越于形体的力量——它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风纪，在它出现时令人肃然起敬。
戴高乐不谈怀疑，只谈坚信。有时他会出错，即使是他的错误，在历史上也变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兴法国过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们奉为神圣。
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
他是一个现时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见而又不可见，可以感触而又不可捉摸。这正是法兰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观念上的法兰西，而是精神观念上的法兰西。
戴高乐向法国人提出一个法国可能变成的法国幻象，而且通过告诉他们这就是法国的过去，他帮助法国变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那样——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边缘——戴高乐也把法国看成是中央王国一类。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响法国时才有意义。在分析世界事务时，他目光冷静而远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或保护法国的利益。
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戴高乐不特别喜欢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由于这个原因。
他也不特别喜欢法国人，但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他热爱他的家庭和法国。在他与别的国家的关系中，要紧的不是他是否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是这种关系能为法国做什么，或者是对法国可能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戴高乐的一生都被卷入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但是，争论的结论是清楚的，要是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没有戴高乐，就不会取得法—德和解。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可能陷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之中。没有戴高乐，法兰西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它的振作、它的热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独特结合的特点，都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可能已经消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和强大。
我对戴高乐和他生平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悼念他的仪式即将结束时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开始鱼贯而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谢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前来参加仪式。然后，在我走近出口处时，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开始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马赛曲》。我停住了脚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坛。就在这时，另一位外宾显然为音乐所感动，走过来握我的手问候，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此消失了。我经常想：正当这架管风琴演奏《马赛曲》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起转向祭坛，齐声高唱法国国歌的声音与琴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里，没有什么能比此情此景更适于捕捉夏尔·戴高乐的精神了。
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东西方的会合
1951年春一个天气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岁的日本绅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赏花会。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杜鲁门总统已经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位主人看来颇为震惊，他向来宾们表示歉意，告辞了。他感到心烦意乱，半个小时以后才算平静下来。
这位绅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无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伤感的时候。这位惯于用锤子狠狠敲打对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种残酷的职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曾经打得难分难解，现在，麦克阿瑟终于败北了。杜鲁门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是，即使这位受人爱戴的将军今后不在其位，日美关系还是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国总统，不致使他从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条约笼罩上阴云。
吉田向他的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不拘外交辞令地赞扬他行将离任的这位朋友。其实，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鸣。
然而，这种感情与吉田似乎是极其不相称的。他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
美国报刊报道了吉田的讲话。但时过不久，这些讲话就被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所引起的喧闹声所淹没，并随着他的余生烟消云散了。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提起麦克阿瑟时，只是想到了朝鲜，或者想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辉煌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实，他最伟大的建树，还是在他的事业行将终结时吉田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他，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