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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与赫鲁晓夫的会见，发现这个小丑戴着两副面具。
一会儿他可能是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性格开朗，洋溢出友谊和几乎是诱人的魅力。他脸上笑嘻嘻，说着一切场合都说的粗俗的话。他跟我说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西服翻领，仿佛准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两旁观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然后小声地泄露点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过一会儿，尤其是在有人听他讲话的场合下，他可能成为粗暴的、飞扬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个深深刻上个人印记的高调外交的大师。在他发表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讲话期间，他跟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轻轻地碰我一下，好象口头上的强调还嫌不够，需要用实际的动作来加强讲话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机关枪手瞄准准星一般。然后，他的论点、大话、亵读的语言象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在与赫鲁晓夫会晤结束后，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烧的一刹那所说的许多话，在文明外交时代足可以挑起宣战的。在我们时代，这些话不过使译员感到脸红而已。
赫鲁晓夫这个小丑能够熟练地运用戏剧表演艺术，这一点是我在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国家展览会时走到电视台模型前发现的。一个青年技术员要求把我们相互寒暄致意的话录下来，以便在展览会开放期间向观众重播。起初，赫鲁晓夫似乎表示怀疑，但是工人群众的场面壮大了他的胆。他很快爬上讲台讲起话来，以便让人摄影，并向观众重播。
他问我：“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称，美国大概是一百八十岁了。他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四十二年，再过七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吹嘘吸引住了，他们的欢呼声似乎在怂恿着他。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他以矫揉造作的姿势若无其事地把这个最后奚落人的话应付过去，当他挥动其圆而胖的小手，向想象中的正在远处消失的美国告别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煞有介事地凝视远方。
贴着赫鲁晓夫的一些滑稽动作的照片的相册，不仅极其吸引人，而且能说明问题。这些快照有的是在他处于极佳状态时拍的，有的是在情况不佳时留下的。例如，照片上的主人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的威望的态度如何，他是极其敏感的，他可以施展其小丑动作来表现这一点。1956年在南斯拉夫乡村访问期间，他使用的那辆公家汽车的轮胎跑了气，他便开玩笑似地向五十九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要求立即在马路边与他进行摔跤比赛。这场开玩笑似的比赛分散了新闻记者的注意力，而铁托手下的人则可以借此机会修理这辆车。记者们为这个景象感到瞠目结舌，都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描述这两位共产党重量级运动员在路边比赛的消息，而没有报道令人难堪的跑了气的轮胎事件。
但是，大部分照片常常是暴露他的缺点的，因为这些照片常常说明赫鲁晓夫是个无耻的恶棍。在1959年柏林问题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了莫斯科，并且建议柏林争端应当在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赫鲁晓夫看来，由于外长缺少必需的决策权力，这些会议是徒劳无效的。为了说明外长们是多么无足轻重，他随口向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会这么干的。
麦克米伦并未听清赫鲁晓夫所说的最后一句下流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了若干改革国际机构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把联合国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苏联。当联合国大会否决了他的建议时，他又喊又笑，来扰乱其他代表的发言。他那种象乡巴佬式的祖鲁表现，在麦克米伦讲话时达到了高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代表面前，这位苏联领导人脱下了一只鞋子，就象用小木糙一样，把桌子敲得砰砰作响。
赫鲁晓夫是个粗野的狗熊般的人，是其俄罗斯祖国的粗俗的矮胖子，一个典型的性情暴躁、好说大话的“穆热克”——乡巴佬。
但他只是在想扮为丑角时，才是一个小丑，此刻，他的丑角表演艺术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他是把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语言和轻率的态度作为策略加以运用的。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在实力上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企图用意志力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他以核战争进行恫吓，并为了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实力而宣称：“你们的子孙将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他骗不了多数西方领导人，但是，他的好战使得许多公众相信，在他自称想要“和平共处”的同时，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会毫无顾忌的。
他在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讲话，表现了他典型的本性。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进行的时候看到有几个人在抗议他的访问，尤其注意到了一个向他挥舞拳头的人。为了加强语气，他边挥舞拳头边说：“一报还一报，我的回敬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明白。”听众笑了起来，但赫鲁晓夫转而平静地说：“我要提醒那个人这么一个事实，过去曾多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希特勒向我们挥舞过紧捏的拳头。他现在躺在坟墓里了。难道我们不该变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挥舞拳头，我看该是时候了。”
赫鲁晓夫也可能作为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一个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懂得共产主义圣典每一个教条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
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而感到骄傲。有一次，他向我谈到他的副总理伏罗尔·科兹洛夫，他是来出席全苏展览会的开幕式的，我在纽约欢迎过他。科兹洛夫是个执行者，他盲目奉行党的迂回曲折的路线。赫鲁晓夫曾以明显的蔑视态度议论过他。他说道：“科兹洛夫同志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不过，他不愿受教条本身的束缚。
他常常严惩那些马列主义的“夸夸其谈的雄辩家”，认为他们是一些学舌的“鹦鹉”，死记硬背一些在当今时代“不值一戈比”的过时的理论段落。他有一回惊叹道：“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从坟墓里爬起来，他们会嘲笑这些书蛀虫和引经据典的人。这些人不去研究现代社会和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条关于如何处理拖拉机站问题的语录。”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宗旨的信仰，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天生赋有的。他脑子里装着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旧框框，然而他不大注意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性。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那句格言：“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改变事实。”但是谁也不能指责他错过推动事业前进的机会，或者象他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机会”。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陪同我到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之际，正是他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时。有八个场合他让船停下来，向附近游泳的人招手致意，并喊道：“你们谁是被控制的？
难道你们是奴隶不成？”这些游泳者显然都是共产党显要人物，他们齐声回答“涅特”——不是。然后，他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胸脯，并大声说：“看我们的奴隶是如何生活的？”这时，苏联新闻记者把每个字都记了下来。我们上岸时，赫鲁晓夫微笑着。
我对他说：“你知道，我真该佩服你，你决不放过一个机会进行宣传。”他反驳道：“不，不，我不搞宣传，我说的是真话。”事实上，只要谎言能解决问题，他在一生中就从来不说真话。
我在苏联整个访问期间，他不断向我兜售他那个版本的真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伯利亚的诺沃西比尔斯克所遇见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俄罗斯人体格强壮、勤劳和友好；大多数人似乎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市场的逗留期间，赫鲁晓夫总安排好一名共产党干部，用向我提出预先演习过的政治问题来干扰我。提问者总是向前走来，自我介绍说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然后，他几乎是用背诵的方式问我：“为什么美国阻挠为停止原子弹试验所作的努力？或者：为什么美国想要战争？”或者：“为什么美国拿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驻苏联首席记者，他在《纽约时报》上把赫鲁晓夫特地安排的责问概括如下：“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向几个质问者宣讲了自由言论的优点。领导人和在群众中出现的质问者之间可以自由地、轻松地交换看法，这是在苏联生活中极其难得的经历之一。向尼克松先生直接提出的问题的相似住和质问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干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就是他不让教条紧箍自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人。他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就象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的赌徒去赌轮盘赌那样，只凭热情而缺乏深谋远虑。他对战略是不耐烦的，对具体的事情却易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掷，把财产统统押在赌注上，而多半是两手空空地离开赌场。他思潮来得快，行动则更快，常常是让行动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欢试图用一次冒险的进击来解决重大的全国住问题。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伟的计划。他开垦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只是让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躏；他扩大作饲料用的玉米田面积，只是让上千万英亩的土地荒废掉，因为这里的土壤不适宜于种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建筑的好处，只是从不想增加水泥的产量。
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正是通过这些和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之后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过苏联旅行的人一样，我注意到，苏联的原始运输体系这个问题就使赫鲁晓夫所讲的话变得毫无希望和不切实际。
赫鲁晓夫真正想使苏联繁荣起来。但是他没能理解或者也许他太懂得，繁荣需要什么条件。他必须严厉地彻底调整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的整个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这是他不愿意做也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