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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样一个侵略国手中，就成为一种不祥的威胁。因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花大量美元，这是恢复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苏联领导人想要军事优势，并要利用这种优势来统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使他们确信，我们将不让他们享有这种优势，那就存在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他们会就相互的军备限制甚至裁减军备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今天，有许多人建议，双方应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实行冻结，并说，这种作法将减少战争的危险性，促进军备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确的。在冻结的情况下，苏联人将保持他们目前的有利条件，这将增加战争和核讹诈的可能性。冻结也将使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这样一项协定将减少核武器的数目—，因为冻结将使苏联毫无愿望去进行谈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可能年老多病，但他们并不是傻瓜。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给，否则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冻结的提案——作为打破核僵局的一贴万应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是空洞无物的。这个提案是建立在两个谬误的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我们总可以摆脱核时代的危险。但是，只要这些武器存在，这种危险仍然是很大的。即使双方同意把他们的核武库减少一半，每一方仍将有足够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毁好几次。
第二个前提：军备和军备竞赛引起战争。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要把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
但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战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治分歧未能解决，才有可能导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后果，而不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
措词美好的裁军决议，没有一项能解决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们不能摆脱核僵局，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我们必须越过军备控制这个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上：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必须在会议桌旁，而不是在战场上逐步寻求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
但是，在寻求之前，我们必须诱导苏联人进行谈判，只有在我们的力量足以使对方对我们的敌意感到害怕时，他们才会来谈判。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一点，即使他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我们必须使他和他的后继者清楚，我们也了解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在那些与我们的利益有较为重大关系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人的侵略性的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也不能在苏联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颠覆和攻击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时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世界遥远的地区显示我们的力量，以挫败苏联的挺进，因为那里正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此外，该利用我们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对苏联在国际上的行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到了。军事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经济上，我们拥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死乞百赖地要与我们进行贸易，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贸易结构改动一下，使他们经不起经济压力的脆弱住扩大到最大限度，与此同时，缩小我们自己的脆弱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贸易来施加影响。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们将会对他们需要做交易的建议加以嘲笑，但骨子里他们确实需要一场交易。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来进行一场交易——但要有代价。一定要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继续在涉及我们利益的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那么这场交易就将告吹。列宁曾说过，资本家将排着队来向苏维埃俄国出售绳索，而苏维埃俄国将要用这根绳素把资本家绞死。我们应该向他们出售绳索，但要以这样的方式出售，如果他们企图伸手来扩大他们的征服地，那绳索将捆住他们的手。
在遏制苏联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并有可能迫使苏联统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内部发生变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象虔诚的教徒那样，成天空谈变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以蔑视的态度，不理会这种泛泛空谈一而是给早已在活动的各种势力以更多的鼓励，来促使这种变化发生。
共产党世界将不会以某种突然发生的大变动方式而崩溃。
但是，它已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加速这种变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这个变化过程。
有些人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共产党世界发生改革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这种设想不予理睬，他们举起双手认输，并说，共产党世界将永远受人欢迎。他们忘记了它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英国的前任首相麦克米伦有一次提醒我说，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到安挪女王统治时期，一百年过去了，伊丽莎自女王在她的顾问们失宠时，把他们的头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则慑于公众舆论，只能把她的失宠顾问们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后发表这番议论的，斯大林曾将数百万他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处以死刑。当赫鲁晓夫对他的对手实行清洗时，他只能把他们发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的郊区。
变化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对一个象美国那样缺乏耐心的民族来说，这种变化显得尤其缓慢。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耐心，承认缓慢的变化总比没有变化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些政策，为了使缓慢的变化保持下去，这些政策有时是必要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文化以及情况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几位天真无知的、鼓吹这些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会起那么大的作用，但这些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它们是这个渐进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军备控制一样，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它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贸易结构可以进行改造，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贸易施加影响——其结果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可以对我们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用强力来实现思想渗透。一位在波兰出生的教皇戏剧性地代表着宗教信仰可以集结的力量。我们最大的资本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行不通这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这一点对铁幕两边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连共产主义那些最卑下的辩护士，除了共产主义的凄惨后果外，现在也只能仅就共产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了。
俄国人民是强大的，东欧国家的人民也是强大的。在东西方的争夺中，他们的力量将最终寄托在西方的各种力量之中，因为西方的敌人正是他们的压迫者。
在今后几十年中，领导人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种情况：超级大国以某种不太稳定的、不分胜负的局面相对峙。不管人们如何想象缓和这个词，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实际情况要比其他情况更为可龋缓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寻求各种方法来在分歧情况下实行共处，而不是为分歧而进行战斗。只要苏联坚持它的扩张主义目标，那么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但是，在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比没有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既容易实行，也更加有效。
美国必须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强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须坚定，美国需要强大的盟国的合作——与强有力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苏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应付这种威胁是西方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正因为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威胁，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创造性，寻求各种办法来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则把这些分歧阐述清楚。
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强大到在必要时，足以用武力来作为我们说话的后盾，那么俄国领导人就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出软弱，他们将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必须与我们谈判，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愿意谈判，那么他们也会愿意谈判的。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有一种不能由己的被驱使的力量：维护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要夺走他们认为可以夺取的东西，但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夺取的东西。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一个侧翼后撤，以保护他们在另一个侧翼的阵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增强导致发生变化的压力，以及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使人民抱有将会取得报偿的希望。
约在二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时，我曾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并得到赫鲁晓夫赞赏的一篇演说中发出呼吁，提议东西方举行全面的和平竞赛，它既是物质领域的，又是精神领域的。这是一场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竞赛。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继续用完这些王牌。
7、周恩来——中国式的革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思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毛泽东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他发动了一场个人迷信运动，把自己神化了。周思来则长期处于幕后，作为一个忠实的官员，运转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台湾，蒋介石凭借着独裁手腕进行统治。但是，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过份美化自己，因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并且教导他统治下的人们要光复大陆。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我把蒋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他两人则不是。我和蒋介石夫妇有私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义上的产物。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思来。这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为安排我的访问进行谈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两天里，花了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与周思来进行坦率而又广泛的讨论。他归来时对我说，周思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尽管基辛格象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思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之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我在结束1972年的中国之行时，在告别宴会的祝酒词中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一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访问冲昏了头脑，对访问的意义估计过高。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如果不迈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步，目前与苏联的力量均势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对外交关系这一突破作出了贡献�